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裏，香港文創團隊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有好的創意，但需要一個能真正把產品推到市場的機會。」說這話的人，往往帶着作品和熱情，卻卡在「從產品到銷售」這一環——樣品做出來了，訂單在哪裏？定價怎麼定？內地法規、稅務、供應鏈、渠道，每一步都是陌生考題。他們去深圳，是為了更大的市場；但到了才發現，最大的難題恰恰是找不到市場。香港文創講究規範、細節與品牌積累，深圳文創追求速度、結果與快速驗證。從維港到前海，兩種邏輯在同一屋簷下碰撞。

「文創圳興」系列深度報道之四

文創的價值在於跨界

「90後」郭芝君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曾赴瑞士修讀酒店管理專業，回港後從事過幾年銷售及市場推廣的工作，直到去年12月選擇跨過深圳灣，成為「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的生態合作部經理。她的兄長是第一批接觸前海的香港青年，十年前就創立了與機器人相關的企業。而她之所以同樣選擇前海，是因為深圳物價水平相對較低，而產品與服務的性價比更高，再加上前海為香港人提供了多項補貼政策，讓她可以保持很好的生活質素。

十餘年前，前海還是一片工地和灘塗，如今，一座以「夢」為名的園區在那裏生長出來。它的設計師是香港人，它的第一批使用者是香港青年，它從一開始就只有一個目的地——讓香港的年輕人，北上落腳。2024年，前海進一步深化「夢工場」的角色，將 「深港合作」確立為核心主線。如今，園區內的418家企業有近九成來自香港，秉持「港人服務港人」的原則，運營團隊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像郭芝君那樣的港籍員工。

同年，夢工場正式將「文化創意」列為五大重點賽道之一，與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生命健康、金融科技並列。作為生態合作部經理，郭芝君的職責包括資源對接、活動策劃、深港聯動項目，以及協助團隊在園區內外建立有效連接。她認為，一個孵化器把文創和硬科技放在同一張桌子上，這在整個大灣區都不多見，意味着「文創不再只是附屬品，已經被定義為一個新質生產力產業」。她本人對文創的理解也在入職後發生了明顯變化——從消費端和美學層面，轉向產業視角：「文創的價值可以推動其他賽道產生有價值的crossover（跨界）。」——這也正是夢工場把文創作為獨立賽道的商業邏輯。

開不了內地發票成北上原因

卡必達科技創始人吳美儀是另一個從維港落腳前海的香港年輕人——1997年出生，香港大學文學士及教育學士（雙學位）畢業，喜歡中國傳統文化，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2019年暑假，她去北京故宮實習，親眼見證故宮文創市場的爆發。「很多年輕人排隊買，有些產品甚至斷貨。」就在那個夏天，她萌生了用現代設計去做傳統文化文創產品的念頭。

2025年，卡必達在香港成立，專注「文創+科技」，以NFC為技術核心，打造文化藝術元素的智能名片、科技文創產品和NFC非遺產品。公司採「產品為主、活動為輔」模式，為文博、文旅機構提供科技文創定制服務，讓傳統文化透過輕量科技實現動態連結與互動體驗。卡必達在成立幾個月後，就選擇入駐前海夢工場。原因很務實——香港公司主體在對接內地機構時，存在發票開具等財務結算上的客觀壁壘，無法順暢跟內地文博機構合作。

吳美儀坦言，此前也了解過香港的數碼港和科技園，但考慮到公司業務發展，如果留在香港園區可能只能解決一次的合作，而前海能提供平台和基地，快速對接大灣區的工廠，乃至全國各省市的市場。「前海是『特區中的特區』，很多政策都對香港人最友好，而夢工場本身就是為港澳青年量身訂造的。」吳美儀說，從決定到落地，只用了半個月，有專人主動對接，「夢工場每天接觸的也都是香港人，一看就知道你缺什麼」。

從「一次性打卡」到「持續運營」

「我聽得最多的，就是『幫我找生意』。」郭芝君認為，香港的文創團隊往往不缺創意，缺的是與市場對接的機會。Labubu和B.Duck是最好的例子。Labubu由香港藝術家龍家昇創作，經由泡泡瑪特開發為盲盒產品，風靡全球，去年營收高達141億人民幣；B.Duck由香港設計師許夏林創造，公司總部遷至前海後，授權商品及業務種類已超2.5萬種。兩條路徑高度相似——香港創意加上大灣區的產業化能力，才能變成真正有全球影響力的IP。

在郭芝君看來，B.Duck最能說明這種「產業化」的過程，「深圳到處都可以見到那隻黃色鴨子」——商場有主題樂園，公園有巨型裝置，茶飲品牌有聯名周邊。這隻小黃鴨不再是維多利亞港上飄着的「一次性」打卡裝置，而是一個持續運營的、具強商業價值的IP。她認為，好的IP可以同時賺取產品銷售、授權、聯名、內容開發與場景體驗等多層收益。

香港講「為什麼做」，深圳講「先做再說」

對香港團隊來說，深圳提供了一個「把創意變成產品、把產品送到市場」的完整路徑。2025年，深圳有3,904家達到國家規定規模以上的文化企業，營收突破1.5萬億元人民幣，產業規模僅次於北京。數據背後更重要的，是這座城市把創意落地的速度。

郭芝君把兩地的優勢總結得很清楚：「香港的優勢在於國際化視野、設計美學、IP內容的原創力，以及成熟的出海渠道與品牌意識；深圳則提供完整的產業鏈、快速製造與迭代能力、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及科技賦能的落地條件。」兩者結合，往往能把「好的創意」真正變成「可規模化、可體驗、可商業化」的產品。她觀察到，香港團隊習慣先想清楚「為什麼做」和「故事是什麼」才執行；深圳則更講速度，先做再迭代。兩種邏輯各有道理，但沒有中間機制協調，就容易產生摩擦。而夢工場的作用之一，正是充當這個協調者。

卡必達正是受益者之一，入駐九個月，合作的文博機構已覆蓋約十個省市。吳美儀認為，如果只留在香港，未必有那麼多的機會。據她觀察，兩地市場各有優劣：香港消費力強，但市場規模有限；國內市場大，但價格敏感度更高，為文創機構提供了海量的合作可能性。此外，兩地對文創產品的需求也不同，在香港，一張NFC名片可以定價400元港幣，但在內地早就無人使用名片，她因此迅速調整公司業務，轉向更多定製化的B端內容。

降低的是成本，篩選的是質量

夢工場園區提供低成本空間、基金對接及孵化服務，旨在降低香港團隊的試錯成本，惟入駐仍須符合既定評審條件，入已獲投資、已獲政府或高校資助，以及獲得相關比賽獎項。根據其評審要求，對剛起步的文創團隊而言，這並不容易；實際能入駐的，大多已有一定市場驗證基礎。入駐後，一個項目通常經歷申請與初審、專家聯合評審、入駐簽約，然後進入為期三年的全周期服務——政策輔導、市場資源、投融資對接、曝光機會，定期評估，加速或畢業。團隊按苗圃期、孵化期、加速期三類劃分，不同階段獲得不同支持。

郭芝君說，判斷一個團隊值不值得支持，會看幾個核心指標：是否有清晰且可驗證的商業模式、是否具備知識產權與獨特性、是否能與深圳的產業鏈或科技能力產生協同，以及團隊本身對「落地」的真實意願。KPI則綜合融資進度、營收、市場落地、知識產權與就業貢獻等指標。在她看來，文創團隊最缺的往往不是錢，而是市場推廣和對外談判的能力。夢工場最大的價值是園區的生態系統，幫他們對接資源，「但能對接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具體項目和時機」。

政策層面也在同步跟進。2025年，前海出台了首個文化產業專項政策，18條措施以資金獎補、稅收優惠、市場對接和資源傾斜等方式聚焦深港合作、產業發展與文旅消費。數據顯示，同年首8個月，前海規模以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營收總額同比增長19.9%。

深圳的「科技+文創」實驗

「科技+文創」正是深圳文創的獨特賽道。在夢工場，文創的定義比傳統意義上更寬——不只是IP或設計，運動品牌、滑雪產品、影視後期都被劃入這個賽道。郭芝君觀察到，運動生活方式的興起正在重塑文創的邊界，而華發冰雪世界的落地，更讓滑雪用品從一個小眾領域變成值得關注的細分市場。科技材料與運動文化的結合正在改變產品本身的屬性——滑雪板不再是簡單的運動器材，而是承載設計美學、材料科學與功能性的複合體。Overide就是其中一家，由香港青年創辦，已在華發冰雪世界開設實體店。

郭芝君認為，深圳適合的文創，是能與產業、科技、消費場景深度結合的類型——有明確用戶、可快速驗證、能規模化的文化產品。在她看來，「科技+文創」極具潛力：科技可以賦能內容生成（AI）、體驗升級（AR/VR）、精準分發、供應鏈優化，甚至重新定義「什麼是文化產品」。目前市場上已經出現AI陪伴玩具、AR手辦、數字IP等探索方向，但大多數仍處於早期階段。她強調，兩者結合最難也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同時理解「故事為什麼重要」與「如何讓故事真正落地」，是兩種不同的思維對話，而不是簡單的疊加。

目前約10%的在園企業屬於文創賽道，大多仍處於培育期。據她觀察，最容易跑通的通常是實體產品或B端服務，針對大型企業做活動策劃或品牌聯名；直接面對C端消費者的純內容型項目，需要長時間累積用戶，在深圳的競爭環境裏更難生存。

要為文創找適合的科技

在吳美儀看來，科技是普適的，在不同地方都是一樣的技術邏輯，但文化是在地的，每一種非遺、每一座博物館都有它獨特的敘事方式。NFC只是一個輕量級的接口，真正重要的是背後的文化內容能否引發共鳴。關鍵是，「要為文創找適合的科技，而不是用一個科技生硬地套用到每一種文化之中。」她相信，好的文創可以成為人們了解歷史文化的開端。

她認為，在大眾精神文化需求持續提升，文博展覽、文創新產品消費熱度爆發式增長的今天，「科技+文創」正迎來巨大的市場紅利與增量空間。從維港到前海，吳美儀走過的路，正是香港文創北上的一條新路徑——不是把香港的創意搬過來，而是讓它與大灣區的產業鏈、科技能力和龐大市場發生化學反應。對她來說，科技文創的最終意義，是讓傳統文化不再只是符號，而是以年輕人能感受、能互動的方式，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