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輟學兒童・採訪手記】半年40條問題 換教育局一個答案
2017年9月7日，新學年剛開始，屯門山景邨15歲少年梁文禮，與48歲媽媽易順妹同告餓斃在家。傳媒追訪，揭出母子坎坷生活，三餐不繼，家徒四壁；街坊話，見過債主臨門，不忍兩人無飯開，追債不成，反留下飯盒。
香港實施強迫教育，法例規定6至15歲兒童必須上學。若梁文禮在學，社工早就介入，母子縱然未能脫貧，也不致餓斃。教育局說用盡方法都找不到他，為何會這樣呢？同類失蹤學童又有幾多人？
這兩個疑問，就是輟學兒童系列報道的起點。
學童失蹤歸類 淪文字遊戲
直接問有幾多學童失蹤行不通，因為在教育局角度，梁文禮並非失蹤；按程序，他屬於失去聯絡，歸類為「不用跟進」，不過局方回覆工黨議員張超雄時，又稱這類學童屬於「無法跟進」——一個突然彈出的新類別。
對教育局官員來說，「無法跟進」可能比「不用跟進」好，聽落至少盡過力。但事實上，教局從未下清晰定義，聯絡多少次仍找不到、失去聯絡多久才算「無法跟進」呢？無人知道。
其實無論怎樣分類，都是指同一群失去影蹤的學童。「無法跟進」或「不用跟進」，對失蹤學童來說毫無意義；對於公眾和記者，就成了探討輟學問題的第一道鐵閘，未入主題，已先陷入一場文字遊戲。
早有報告統計輟學數字 何為「無可奉告」？
再來就要拆解數字。教育局公開的資料，只有2011/12至2015/16學年，每年大約有1,600至1,700名，缺課七日或以上的小學及初中學生，當中幾多人輟學和失蹤？教育局話，無可奉告。教局掌握所有個案資料，偏偏不做統計，追查數字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直至記者找到青年事務委員會一份報告，詳列輟學個案的計算方式，以及1995年至2015年的輟學個案數目。有了這份文件，終於迫使教育局交出近5年的輟學個案數目，以及一些分項數字，但局方再次以無統計為由，拒答當中多少學童失蹤。
此路不通，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弄清楚嚴重缺課個案的數目。記起看過審計報告，提及教育局有個「內部檢討委員會」，專責棘手缺課個案，考慮發出入學令，於是再問教育局，委員會近年處理的個案數目，但仍被局方以無統計為由打發。
別無他法下，記者今年一月引用《公開資料守則》，才終於取得失蹤學童人數。
為何一開始不祭出《公開資料守則》？因為經《守則》提出的查詢，政府部門有21日時間處理，有需要更可再延期一個月，而且部門可引用不同理由拒絕提供資料，考慮新聞時效下，《守則》並非最合符效益的途徑。換句話，如非無路可行，記者也不會考慮這個方法。
輟學兒童系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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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輟學兒童問的40條問題
來來回回，為了索取失蹤學童人數，以及釐清教育局跟進程序，由去年11月起，記者先後13次向教育局、社署、房署及警方查詢，合共40條問題，部分問題原來從來無人問過，迫使當局重新編製數字和釐清定義，正正反映失蹤學童問題缺乏關注。最後，記者整理當局回覆，加上學界、社工及輟學個案訪問，完成一連四輯的輟學兒童系列報道。
缺憾是，教育局缺課組始終不答允做訪問。20多人的缺課組，每年處理逾3,000宗小學和中學（包括初中和高中）缺課個案，人手是否足夠？跟進時遇到什麼困難？與其他部門如何合作？記者嘗試邀約專訪，也試過接觸前缺課組人員，可惜無功而還，這方面只好留白。
記者被考起：學童失蹤是教育抑或家庭福利問題？
採訪過程中，有次和一位教育局中人談起，他說按他個人理解，教育局是專責教育問題，學童失蹤固然會尋找，但找不到人不等於要報警，因為這已屬家庭福利的範圍，記者當下難以反應。
他的見解多少代表教育局官員的看法，但教育和家庭福利，真的像「楚河漢界」般分明嗎？又，畫地為牢的官僚心態，符合公眾期望嗎？我想，這個系列報道，就是對這位教局中人最好的回應。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教育是其施政的重中之重，至今已增加數十億元撥款，落藥之重冠絕歷屆特區政府，但若官員思維不改，再多的撥款，或者都是徒勞無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