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抓黨建統戰軍隊思政 中共歷久彌新的「三大法寶」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軍隊政治工作條例》、《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中共黨員權利保障條例》，揭示了中共並未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中國及海外經濟下行壓力，而對武裝力量、統戰，以及黨內建設等方面的領導工作有所偏廢。
為何中共高層此時會着重在這三個領域呢？這是由於此乃中共領導中國共產革命運動成功的「三大法寶」。
武裝鬥爭不可或缺的關鍵：黨的領導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中共自建黨以來，歷經18年革命鬥爭的歷史經驗時指出：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其中的「武裝鬥爭」，更是中共念茲在茲的「槍桿子出政權」。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國民黨稱「南昌暴動」）起，打響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武裝鬥爭」的第一槍，即使稍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先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各種左傾路線造成組織、人員上的嚴重損失，除讓中共意識到組建革命武裝、擁有軍事力量的重要性，更要把握好槍口的「瞄準方向」，即黨對軍隊的軍事指揮與政治工作，強化「黨指揮槍」。
中共在總結此期間的軍事挫敗時，認為軍隊思想混亂、缺乏紀律，若不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往後難以完成艱鉅的軍事任務。於是，毛澤東對起義部隊進行整頓、改編，史稱「三灣改編」，從此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支部建在連上」原則。
正是由於中共從革命時期到成立全國性政權以來，始終掌握對所有武裝力量的絕對控制，就算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發生中央文革小組逐漸架空中共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功能，地方上紅衛兵組織展開對各地中共黨委的「奪權鬥爭」，但軍隊一直牢牢地為中共中央所掌控。
所以當文革「天下大亂」的激進紅潮於1967年至1968年受到「三支兩軍」（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壓制時，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轄下的軍隊就扮演了穩定大局的角色，終使文革走向以革命委員會主導的恢復秩序階段。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強調「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政治建軍」也是這個道理。
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而來的「統戰」
同樣也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發展出來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原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理論根源來自毛澤東1925年《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
雖然當時國共兩黨還處於孫中山主導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聯蘇容共）階段，但雙方暗中較勁不斷、彼此提防，迨孫一過世，林森、居正、張繼、謝持、鄒魯、戴季陶等國民黨右派人士隨即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西山會議」，宣布中共非法，並通過「取消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派李大釗等」等決議，國共關係急遽惡化。正因中共遭到建黨以來的首次重要挫敗，毛澤東才會寫下必須要「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等語。
依據辯證法的邏輯，主要矛盾隨着時空環境變化而不停轉換，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並非一成不變的。等到日軍大舉侵華，中共認為的主要矛盾從鬥爭「國民黨反動派」，轉為挽救中國的危急存亡，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毛澤東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
等到抗戰勝利後，中國局勢演變為國共兩黨對決，中共的主要矛盾就從侵華日軍轉到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上。「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就成為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的統戰對象與目標。
服膺黨的建設 推進「第五個現代化」
毛澤東曾形容：「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巧妙地形容了三者的關係。誠如毛澤東所言，若無如臂使指般的黨組織，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則無用武之地，突顯黨的組織建設之重要性。
從1994年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歷屆四中全會的重點幾乎都聚焦黨建工作：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加上2017年十九大政治報吿將「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寫入中共黨章，2019年陸續修訂、印發《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黨政領導幹部考核工作條例》、《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辦法》、《2019—2023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等重要文件，不斷重申「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彰顯中共對領導工作的重視，亦揭示其「第五個現代化」的積極態度。
2020年1月《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反映了現階段中共對自身黨建工作放在「治理」上，尤其是「推動機關治理」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服務」；近期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也稱「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顯示近年中共仍未對黨建有所鬆懈，並且是朝向「全面從嚴治黨」，輔以「全面依法治國」等規範化、制度化措施，保證用權而不濫權，避免「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
在2020年的歲末年終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除了因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國內外情勢變化，做出相應的佈署，即將到來的2021年，也是「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一個一百年—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百年之慶，鞏固、重新夯實這個曾經替自己奪取中國政權的「三大法寶」，中共期許在邁向第二個一百年（建國百年，2049年）的征程上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