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電影節落幕，最精彩的不是電影，而是滬上UFC擂台的真人無限制格鬥大賽。傳說中最溫良的中國文藝青年們，竟然被迫化身格鬥之王。還有比這值得拍成黑色喜劇電影的場面嗎？

1. 搏擊俱樂部

今年上海電影節的《搏擊俱樂部》連續拍了好幾集。縱橫上海各家影院，幾乎每一天都會出現小規模戰爭，逐鹿滬上，精彩紛呈——要麼是單挑決鬥，要麼是情侶四人互毆，要麼是影迷不滿遲到觀眾產生互毆，要麼是老頭在影院抽煙被年輕人狠狠教育。

今年我有幸現場參與了上海電影節，看了六場電影，其中有四場都能聽到爭執衝突的聲音。

最著名的場次，是6月13日在美琪大劇院《怦然心動》大打出手的兩對情侶。由於距離太遠，吵鬧聲又太大，我恨不得當場放棄電影追出去看熱鬧。不少圍觀群眾大為震撼，在小紅書的評論區下面祈願：

求求你們不要再打了，要打去練舞室打。

這些真人搏擊事件的源頭，來自一個新創造出來的名詞：出警。

所謂出警，指的是一部分年輕人在影院裏充當輔警，一旦發現違反觀影禮儀的行為（例如屏攝、交頭接耳、飲食、發出聲音等），立刻對嫌疑人展開行動。

在我經歷的幾場觀影中，除了大打出手的情侶外，每一場幾乎都能遇到正在出警的年輕人。

他們會在一片漆黑中大聲喝止不文明的觀影行為，非常有震懾力且異常奏效，不文明的觀影人在被訓斥後通常都會老實坐著把電影看完。也不乏許多臉皮過厚之人，被出警後仍然我行我素。出警後，年輕人會將影院內的不文明行為在線上收納成冊，偌大的共享文檔就像學生時代的花名冊，每一場幾乎都有不守規矩的觀眾被默默記下座位號。

對於「出警」這件事的合法性，在社交媒體引起了大範圍討論。我和幾位影迷聊了聊。A告訴我，在影迷圈子裏，出警是一件非常正確、必要且需要傳承的事。

人人都知道破窗效應。今天是小聲聊天，明天是咀嚼薯片，後天是肆意屏攝。如果沒有人站出來發聲，電影節的氛圍只會越來越差。所以在小紅書上能看到許多年輕人互相勉勵：無條件支持每一個出警的人，是你們的正義發聲維護了影院秩序。

出警也講方式方法，影迷圈默認的基本原則是不發生肢體衝突，不辱罵對方，若不聽勸阻就大聲吼，現場扼殺所有不文明行為。但實際執行過程中，人與人的交際很難遵循固定準則，很難不升級為個體之間的暴力衝突。

影迷A表示：

你不能要求文明和禮儀被自動植入到每個人的大腦裏，必須有人站出來對大眾進行教育。

就像「禁止屏攝」的概念，也是這幾年由年輕影迷們通過普法教育完成的。如果沒有這些堅持出警的年輕人，大眾恐怕很難把觀影禮儀當個事辦。

A告訴我，所有在影院正義出警的人，都是「為眾人抱薪者」，保衛的是影迷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世外桃源。而那些指責出警的人，都是「使其凍斃於風雪」的冷漠路人。他們享受了出警帶來的便利，卻無法忍受出警那幾秒鐘的干擾，「真正該被指責的，是那些在影院裏不遵守觀影禮儀的人。」

既然選擇了參加電影節，就默認要管理好自己，如果連兩個小時都控制不住，那乾脆在家用網盤看吧。

而另一位影迷B告訴我，現在所謂的出警，其實是排解社會戾氣的出口。

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電影節的氛圍變得越來越緊張。我是遵守規矩的老影迷，現在一聽到大聲出警，都會不自覺繃緊身體，正襟危坐兩個小時，可我明明什麼也沒幹。

誠然，屏攝、交談、飲食、玩手機——這些明顯影響其他觀眾的行為，是非常有必要出警的。但事實是，當一件事被賦予無限正當性的時候，參與進來的人會變得越來越極端，最後發展成「為了吵架而吵架」。

拳頭會無差別落在所有人頭上，哪怕是不可抗的客觀因素。有人咳嗽打嗝打噴嚏被出警，有人不小心灑了水被出警，有人遲到說了聲抱歉被出警，喘氣聲太大可能也會成為被出警的原因。

說難聽點，如果真正全身心投入觀看一部電影，大約不會為了誰的手機亮了幾秒就要拿小本記下座位號，散場後將其掛在文檔上。

大約是許多人沒當夠紀律委員，遇到了電影節這種嚴肅的藝術場合，終於可以展開拳腳工作一番。有網友嘲諷這些年輕人：在社會上彎著的腰，到電影節終於直起來了。

真正將「上影節出警」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位老人和一群年輕人的爭執。在電影《哀樂中年》的放映期間，一位老人多次進行屏攝。電影結束後，幾位年輕人圍住老人進行「不許屏攝」的普法教育。

言語衝突在爭執中逐漸升級。老人情緒激動地反問年輕人：你知道他是誰嗎，你知道他有多偉大嗎，你知道這個演員命運有多慘嗎，你知道這個演員的墓地在哪裏嗎。

年輕人表示：

你不該屏攝，我幹嘛要知道他的墓地在哪裏，他偉大你就能拍了嗎？

老人是演員石揮的影迷，屏攝的原因是想留個紀念。石揮是上海灘話劇皇帝，1957年跳海自殺，屍體被認領時僅剩骸骨。老人給年輕影迷解釋，由於時代原因，石揮的相關資料較少，老人正在整理這些資料。他覺得自己只是拍了幾張照片留念，並不構成侵權。

但無論是現場的年輕影迷，還是社交媒體的圍觀網友，只會重複一句話：「無論如何，屏攝都是不對的」。似乎在這句話之外，沒有任何餘量空間。

這場年輕人與老年人的爭執，恰好也呼應了《哀樂中年》這部電影的主旨。在爭執之外，也有幾位被老人打動的年輕影迷，表示自己願意留下來聽一聽石揮的故事。一位年輕影迷表示，願意幫老人去收另一場石揮作品的電影票。

電影院外發生的一系列衝突，甚至可以拍成一部新的電影。從年輕人的角度看，規則是正確的，為了維護規則發聲是正確的，將所有不文明行為從影院驅逐出去更是正確的。

從老年人的角度看，他或許沒有渠道了解中國電影資料館其實經常放映石揮的電影，也不知道「禁止屏攝」是如今影院政治正確的鐵律。比起那些在網路百科上能查到的生平事蹟，年輕人更在乎你是否遵守規則。違背規則就要道歉，年紀大並非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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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邊都委屈，兩邊都覺得自己是對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倔強。電影節不但是道德的戰場，也是代際衝突的舞台。以滬北電影院為例，影迷圈稱之為「上影節最強惡人谷」。爺叔阿姨群賢畢至，嗑瓜子的，打電話的，扯家常的，就差在電影院輔導孫子寫作業了。

一撥人是前來朝聖的原教旨主義影迷，電影節是屬於他們的一年一度的馬拉松，歐洲藝術電影是聖經，觀影禮儀是至高無上的信仰。

一撥人是居委會贈票的大爺大媽，看電影對於50後60後來說，本身就是一個娛樂項目，你捧在手心的藝術品，在他們眼裏和幾十年前露天電影沒什麼區別。

但大家都忽視了一個問題——明明是影院方需要完成的管理工作，悄悄責任轉移，變成了群眾互相監督檢舉。電影也沒心思看了，「盯著誰犯錯誤了」變成了更重要的任務。

說到底，在影院看藝術電影的機會實在是太稀缺了。搶票恨不得用筋膜槍，趕場時連飯都來不及吃一口，甚至許多人從外地請假趕來，人人都珍惜這場來之不易的藝術體驗。一旦有任何微小的因素影響了寶貴的觀影環境，都會讓人勃然大怒。

一部分年輕人的問題在於，沉浸在電影藝術中，忘記了現實世界存在某種社會默認的灰度。這確實令人懊惱，但也是社會的寬容度。

也許他們精通電影理論，能現場綜述《電影手冊》歷代主編的的口味，能脫稿背誦20個以上小國冷門導演的名字，對著又臭又長的大悶片能滔滔不絕聊兩個小時。大家都很懂電影，但是卻不懂身邊具體的人。

2. 在世界中心呼喚林則徐

事實上，「出警」這一行為本身很難被定義。因為「出警」天然具備正義性，大多數被出警的行為，本身就是錯誤的：電影院屏攝、插隊、抖音公放、公共場合抽煙、熊孩子製造噪音。

電影院出警只算是溫和版本，「二手煙」才是這兩年出警的重點區域。相信你也有過類似「被二手煙貼臉霸凌」的體驗——

走在路上，前方的人邊走邊抽煙，後方的人被迫成為二手煙過濾器，就差a對方一半煙錢了。

剛從高鐵站出來，旁邊的人急不可耐地點煙，三四五支煙的濃霧無差別攻擊路人；走進空空蕩蕩的電梯，上一個人留下的濃烈煙味讓人無處可逃；哪怕是騎電動車，也有人要在等紅綠燈的間隙點一根。

「二手煙」就像鞋裏的石子兒，硌腳還甩不出去。這也是年輕人在世界中心呼喚林則徐的原因。

其實問題很好解決。要麼靠政策法規進行約束，要麼靠人與人之間的交涉溝通。但現實是，政策法規處於曖昧地帶，實際執法有困難，個體只能展開一對一的鬥爭。

於是我們看到了「女孩勸煙潑飲料被打」。現實中的公共衝突案件，進一步將網路的禁煙情緒推向新高潮。

小紅書就是年輕人禁煙的輿論主戰場。如果說2025年是全民禁煙元年，那2026年是「歧視煙人」元年。人們自發治理二手煙的方式，從線下勸阻上升為道德審查，再逐步進化到「審判吸煙者以及與吸煙者有關的一切人和事」。

「歧視煙人」運動在小紅書展開，年輕人對煙人的厭惡上升到剝奪其一切社會權利的程度。

網友們呼籲吸煙入刑法、禁止購買醫保、禁止同工同酬、禁止煙人與後代考公。這些提議，大多是對吸煙者的「軍費論」的駁斥。他們的口號是「我不僅歧視煙人，還歧視不歧視煙人的人」「我將歧視煙人以及與其有親密關係的人」。

在這套邏輯下，吸煙者應當受到整體性懲罰，社會行為管理徹底轉向身份歧視，從「限制管理吸煙行為」逐漸滑向「用一切方式懲罰吸煙者本人」。

這些主張背後其實想表達的是另一件事——吸煙不僅影響健康，而且還是不道德的。一個吸煙者最大的問題不在於他是否遵守規則，而是吸煙本身帶來的道德瑕疵。

勸阻吸煙是正義的，但正義的事也會逐漸走向另一個極端。有網友認為吸煙等同於反社會，他們每天堅持向社會潑灑致癌氣體，值得入刑；也有網友認為，吸煙與吸毒同罪；更有人建議國家將香煙改為注射式或者食用型，這樣既方便煙人損害身體，又不會污染其他人的空氣。

甚至有人誠懇地建議，煙人可以換一種自毀方式，煙癮犯了不如自殘，畢竟給自己身上改花刀對其他人的影響更小。

「歧視煙人」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其中涉及許多法理漏洞。將吸煙與否納入招聘標準，本身就違背了勞動法。按照成癮性和社會危害性，飲酒是否也應該入刑。

論醫療負擔，如果「增加醫保支出」可以作為剝奪合法權利的理由，那麼肥胖、飲酒、熬夜是否應該被納入考核。

進一步來說，全球是否應該系統性消滅煙草產業，禁止煙草的種植生產銷售，承擔煙農轉產的成本。然而，一旦官方全面封鎖煙草烈酒，又會滋養黑市產業。美國執行禁酒令期間，平均每年有1000人死於飲用受污染的烈酒。

吸煙問題，本質上是由煙草資本、化學成癮性、社會壓力以及影視媒體共同塑造的結構性頑疾。吸煙一開始被塑造為男性陽剛氣質的代名詞，美軍甚至將香煙放入戰地口糧急救包中。後來，吸煙又被煙草公司描繪為女性追求自由權利的反叛工具，以至於在巴黎街頭走走，會發現抽煙的女性遠多於男性。

《紐約時報》在報道「Pop Culture Takes Up Smoking Again」中指出，美國流行文化又一次將吸煙打造為享樂主義與虛無主義的最酷符號。無論是流行歌曲裏的歌詞，還是《熊家餐廳》《物質主義者》這類的影視作品，吸煙再次成為塑造人物性格的輔助工具。

去年，反吸煙組織發現，自2002年以來，銀幕上對煙草的描繪首次出現增長。2025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作品中，有80%都出現了吸煙鏡頭，包括《阿諾拉》和《某種物質》。

國外媒體的主張是，Z世代年輕人帶領了新一輪的香煙復興。他們其中有許多人使用抽紙煙的方式來戒斷電子煙。有人認為電子煙不性感，紙煙才是真正的復古審美。還有人給出的原因，竟然是為了反抗千禧一代崇尚的健康文化。

其實禁煙最簡單的就是劃分區域。吸煙者只在特定吸煙區吸煙，禁止污染公共區域；不抽煙的人也沒必要剝奪煙人的一切生存權利，將煙人劃分為二等公民。

但落到實際操作中，就是難以推行。最後，一切都變成了立場和站隊問題。你提出質疑——你為煙人說話——你立場有問題——你與煙人同罪。

人們已經沒有耐心再去細究其中的法理和邏輯，只剩下一群人驅逐另一群人，達成消滅異己的暢快感。

3. 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無論是二手煙還是影院禮儀，都處於監管的縫隙之間。目前，許多領域採用的都是一種"有限執法 + 社會自治"的治理模式。

政府制定規則，但不會對每一次輕微違規都即時介入，而是允許一定程度的社會自我調節。好處是行政成本較低，保留一定彈性；而壞處是邊界容易模糊，引發個體矛盾。

當正式執法沒有及時介入時，普通人往往會開始扮演維護秩序的角色，而不同的人對「應該管到什麼程度」的理解又不相同，於是提醒、爭執、羞辱甚至肢體衝突就此出現。

被損害的人無處抒發情緒，最後只能動用私刑。政策並沒有賦予普通公民澆滅他人煙頭的執法權，當公共治理走向尷尬的局面，人只能另闢蹊徑，付諸行動對抗不文明。

這最終仍然回歸到一個複雜的公共治理問題。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提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大約概括了「出警者」與「被出警者」的狀態。

「戰爭」指的並不是正在發生的具體戰鬥，更是一種隨時可能發生暴力衝突的狀態，一種普遍的不安全感。當社會缺乏一個共同權威來約束所有公民行為，人與人的決戰可能就會因為一支煙或一句話爆發，人人都擔心被別人侵害權益。那麼理性的人最終會發現：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共處，比無限的個體自由更重要。於是大家達成一個「社會契約」放棄部分自然權利，不再自己決定什麼是正義，把權力交給利維坦。

如果不存在一個能夠讓所有人都相信別人會守規則的公共權威，那麼理性的個人最終會因為恐懼和自保而陷入普遍敵對狀態。

人們支持私刑，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喜歡私刑，而是因為他們對制度失去了信心。年輕人之所以將「二手煙」和「影院不文明」作為出警的靶子，是因為這類行為被法學家稱為「微觀不正義」（Everyday Injustice）。

他們對社會的危害，當然不及殺人放火，但他們的出現頻率異常高，幾乎每一天你都能遇到。

人類對「違反群體規範的人」產生道德憤怒，是一種比法治理念更古老、更本能、更容易被激活的心理機制。跟原始的群體憤怒比起來，保持理性往往才是更難做到的事。

另一方面，是社會容忍度的極限壓縮。人們再也沒心情去分辨對面的人值不值得被諒解，出警也只不過是所有受過的氣的累積爆發。

如果你也在影院裏遇到打電話的大爺、打情罵俏的情侶、手機亮個不停的人；如果你也在電梯裏、高鐵站台、地鐵站門口、人行橫道被行人的遊煙撲了一臉。

你或許就懂了年輕人的憤怒和戾氣從何而來。這其中，也包括「前現代生活方式」與「現代原子化生活方式」的激烈對撞。

老一輩人不遵守規則，善於找到規則外的漏洞和曖昧空間；而年輕人信仰規則，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要求他們做一個文明公民。這二者共處一室，構成了複雜中國的層次。

社會現實讓年輕人的美好願望全部破碎，他們用高道德標準嚴於律己，卻沒有收到應得的回報，挫敗感更讓他們產生憤怒。

出警的年輕人，其實也是年輕人失權的具象化。公共場所二手煙、酒桌文化、隨意插隊、隨地吐痰、無差別露肚子。如果把所有不文明行為列舉出來，你會發現這類人身上存在一個共性：對社會文明秩序的高度不屑。

去年輕人的社交平台看看，你會發現他們對「社會秩序」的高度敏感，以及秩序被打破的委屈與憤怒。也許在一些老登看來，這只是「無病呻吟」。

年輕人對老登的憤怒無從排解，無法解決，又無權改寫社會規則，甚至無力維護電影院這一處最後的烏托邦，最後只能訴諸於語言暴力。

社交媒體的扁平化，加速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不滿。即便沒有人經得起顯微鏡式的審判，大家也要先把道德大炮架起來，逐個審查，逐個鬥爭，直到最後一個人倒下為止。

在鬥爭模式下，人性的灰度與溫度，變成了最不值一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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