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國際化︱人大退出國際排名引議 台灣「學術殖民」喟嘆與反思
日前消息指中國人民大學將退出國際大學排名，而在此之前，已有南京大學宣佈學校發展和學科建設均不再使用國際排名作為重要建設目標，以及蘭州大學表示未參加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該消息一出隨即引起正反兩極論辯，有看法認為此乃中國「高教自主」的體現，亦有聲音認為是「與國際脱鈎」的做法。未來究竟路向何方，海峽之隔的台灣也頗為關注。
內地官媒「中國新聞網」刊發分析報道，引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的說法，指過去20多年，一些中國的大學很在意國際排名，因此出現一些大學跟國外的排名機構相互勾連、進行灰色交易的現象。儲朝暉認為，應該淡化排名，減少排名的功利性，減少非專業非學術因素對排名的影響；但他也強調，大學評價在大學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簡單拒絕的方式也不可取。
除此之外，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在《南風窗》發表文章《退出國際排名，事出有因》，從內地高校端的教研現場出發，指今日中國高校已進入了由各大國際排名機構所設置的「競技場」，各校「在各種指揮棒下展開錦標賽，這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呂德文總結，量化管理形成了「一個強勢的指揮棒」，從而帶來指標氾濫、無「人」統治的系統，以及「學術殖民化」等嚴重弊病。他也質疑，「唯國際論」並非實事求是的做法，「西方中心」就能等同於「國際」？
一名台大教授之死的悲歌
事實上，內地高校當前由「退出國際排名」揭露出來的「國際化」爭議與困境，台灣可以說是一位「過來人」。
今（2022）年2月，台灣高教領頭羊台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一名副教授在實驗室內上吊自殺，雖然沒有受到媒體大篇幅報道，卻在台灣學術圈引起不小的震撼。該名教師留下遺書表示因為升等壓力過大，而台灣南部生科學界則發文給台大要求重視該教師自殺一事，稱「教授不是用來發頂尖期刊論文的機器，更不該因未達標而成為被凌虐的對象」。
台大學者自殺的悲劇，外界可能聚焦於其個人身心狀況，但究其實卻突顯了在「大學國際化」浪潮背後，學術工作者受數字績效管理，以及升等重視英語期刊發表，從而延伸出來更為深層次的「學術殖民」哀歌。
從學術評鑑到大學國際化
早在2004年台灣多位學者組成工作小組，聯合十幾個學術社團，發起「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並於2005年出版《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一書。當時發起人把重點集中在台灣學界將國際期刊資料庫「體制化」的方向，對此提出批評，強調學術全球化不該等於英文化、美國化、SSCI化，憂慮此做法不只可能令研究問題意識脱離在地關切，更有可能模糊了台灣的主體性，以及台灣在兩岸、亞洲與全球華文研究裏的位置。
然而，來自於人文社科學者的批判之聲，並未擋住台灣官方鼓勵並投放大量資源的「大學國際化」加速前進。先是2002年推出「推動大專院校國際化」計劃，具體指標包括大專院校開設全英語學程校數及學程數，在2007年要達到22校120學程；國際論文期刊發表總數，在2004年成長10%、達到8,000篇，並在2007年成長到17%等等。
台灣教育部又於2005年推出「邁向頂尖大學計劃」（原名「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以五年新台幣500億元的規模，推動「10年內至少一所大學躋身世界百大」。2017年台灣教育部再推出「高等教育深耕計劃」，希望做到「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與「善盡社會責任」四項並重的目標，但其中「國際競爭」與「國際化」依舊是重中之重。
不止於此，台灣各高校為求國際排名之競逐，也訂立了校方的目標方案，除了論文發表於英語國際期刊的單篇獎勵外，例如新竹清華大學於2004年公布「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提出「20/20願景」，期在20年內，致力於該校躋身全世界前20名的研究型大學。又如台灣大學於2020年92周年校慶時雙雙進入英國高等教育調查中心（QS）與THE的百大排名，特意召開記者會宣告「九二台大、雙進百大」，前校長李嗣涔期許台大在創校百年的2028年進入全球前50名，而現任校長管中閔校稱「這正是我心中訂下的目標」。
台灣大學國際化廿年之果
在台灣政府與高校校方熱衷於以「大學國際化」之名、爭取「國際排名」之實的過程中，一些學者主張應該大幅提升大學教授的待遇，並且擴大各校財源收入，才可能真的讓人才留在台灣，並獲得更多國際學者與學生的青睞。不過隨之而來的弊端叢生，亦使得批評與反思之聲不絕於耳。
台灣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與台大教授吳珮瑛曾於2009年發表研究論文，從宏觀視角指美英等位於知識中心的國家，透過全球學術分工之下的知識生產、傳遞，以及排序的不平等地位，形成了「學術殖民主義」，強制邊陲國家的學者，集體接受在思想上的支配關係。在這套垂直分工的學術倚賴關係中，台灣學術界「也不免充當知識生產過程中的買辦，毫不靦腆地進行移植」。
而在微觀層次上，許多學校為了衝排名，大量開設英語課程，招收程度參差不一的國際學生，甚至從海外延攬「高被引學者」。文科「砸錢買招牌」，而理科則出現「福特式」的論文生產模式，由實驗室教授牽頭，率領學生「以同一主題反覆量產大同小異、創新程度低的論文」。
台灣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終身榮譽教授黃政傑曾經於2016年發表《大學別再爭排名》一文，痛心疾首地指陳以世界排名為核心的「頂大計劃」，「不求穩紮穩打，只求浪得虛名，盲目迷戀世界百大或世界排名，且特別預算的大筆經費用在搞校地、建校舍、買設備」；此外，還導致了「拼國際期刊文發表數、發展論文產業、敗壞學術風氣和倫理、讓本土學術空洞化、與社會和產業需求脱節、宰制學術自由、爭奪學術資源分配權力及利益等等」嚴重的負面問題。
如果從結果來看，台灣這條已經走了整整20年的「大學國際化」之路，實際上到底得到了什麼樣的成績？以QS為例，2021年發布的全球大學排名，台大是「唯一」進入百名內的台灣高校，可是比前（2020）年還退步了兩名，從66名掉到68名。而在其他類似的大學排名中，情況大同小異，台大頂多在百名之內，難以進入前50名。
這樣的「成果」，恐怕是在台灣上下「豐滿的理想」之餘，不難預想到的「骨感的現實」。長期關注台灣高教改革的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周平，2016年投書媒體時即毫不避諱地言明了這個殘酷事實：「近年來，小國寡民的台灣高教也開始瘋排名，甚至傾全國之力，集中大量高教資源於少數大學，試圖讓台灣大學能擠進百大。其結果是，追得氣喘吁吁，但名次在世界和亞洲層級上都算不上頂尖，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大學國際化與學術主體性
有識者也曾指出，所謂大學國際排名的機制，「操作空間很大」。台灣《天下》雜誌曾報道，主因來自於這些排名機構雖會列出指標與比重，卻不會公開如何計算出數字，「也成為這些機構的重要獲利來源」。該報道引述了台灣幾所大學研發單位的說法，指「它不告訴你，但它可以引導你」、「我們三不五時就會收到一些推銷訊息，教你怎樣了解排名，並提升排名」；也有不具名的台大教授表示，排名機構的網站請學者選填印象中的好大學，「但有付費的學校可能就會出現在下拉式選單，沒付費的就沒有，或排得較後面。」大學國際排名背後的「魔鬼」，便隱藏在這些外界難以窺知的「細節」之中。
從個別學者或學術社群發出來的反思呼聲，近來也逐漸蔓延到了大學校方。以台灣知名的人文社科高校政治大學為例，該校於2021年11月4日邀請日本、德國、法國等非英語系國家大學校長，舉辦了「國際大學排名之省思──校長論壇」。政大校長郭明政明言「全球大學排名已成為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零和賽局」，並列出以下四大問題：
首先，排名所根據的指標，過於強調論文引用數目，不利細火慢燉的社會人文學科，且採樣來自以英語發表為主的資料庫，無法公平呈現非英語系國家的研究成果。 其次，評比的模式過於簡化，未顧及各國國情及高教制度的差異性。 再者，「大學聲譽」的評比標準亦有其改善空間，受訪者的挑選過程通常不甚透明，所謂的「全球排名」變相成了知名度調查。 最後，主流排名機構實乃私人營利組織，其公正性始終為人所質疑。
儘管政大校長的發言獲得其他與會校長的認同，然而該如何在如今已然佔據壟斷地位的國際排名體系取得平衡與自主地位，恐怕還是一條未知的迢迢之路。這個困境在東亞地區更是明顯，如同台灣學者周平所言「東亞各國的世界排名狂熱是否是一種向英、美文化自我殖民的集體潛意識投射呢？」這又是各地在政治上強調「主體性」時，無法迴避的關鍵命題。
回到內地人大等幾所高校退出國際排名的話題，「國際化」與「文化主體性」早已是糾纏中國高教體系多年的問題。2003年的北大改革方案，以及2014年北大設立「燕京學堂」的計劃，都曾在大陸學界和輿論場開出激烈的辯論，著名學者甘陽和劉小楓等人的討論文章事後還輯結為《北大五論》一書。此次退出國際排名所引發的爭論，或可視為這場多年論戰的延續和擴大，不斷叩問着中國大學的理念和自我定位。
至於台灣的大學國際化前景，於今進一步受到官方力推「2030雙語教育」的巨大衝擊，例如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宣佈將開設18個學分的全英語授課課程，亦引發本末倒置之批評。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台灣經驗可資借鑑之處，或在於研究與教學失去自主性之後陷入「學術殖民」的深刻喟嘆，以及主政者如何避免「拍腦袋」式決策，引領學術回歸在地、多元且開放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