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吹響提振民營經濟信心集結號

「消除顧慮，放下包袱，大膽發展」，這是習近平3月6日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對民營企業的喊話與寄望，也是放開疫情防控政策之後中國全力拼經濟的又一次總動員。

也是在這一場合，習近平延續以往的講話，着力給民營企業派定心丸，「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給予支持，在民營企業遇到困惑的時候給予指導」，「依法維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支持平台企業在創造就業、拓展消費、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排憂解難，讓他們放開手腳，輕裝上陣，專心致志搞發展」。

除了給民營企業派定心丸，習近平也基於高質量發展對民營企業家提出新要求，「民營企業要踐行新發展理念，深刻把握民營經濟發展存在的不足和麪臨的挑戰，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堅守主業、做強實業，自覺走高質量發展路子。有能力、有條件的民營企業要加強自主創新，在推進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成果轉化中發揮更大作用。要激發民間資本投資活力，鼓勵和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重點產業鏈供應鏈項目建設，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貢獻。要依法規範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有效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競相發展的環境。」

同一天，候任總理李強與經濟界政協委員共商國是，中國官媒有限訊息顯示，李強在該會議上談到中國經濟時表示，「今年以來，經濟發展開局良好，但面臨的困難挑戰仍然不少」，同時承諾要「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努力實現全年發展目標任務。」

雖然官媒通稿並未談及李強對民營經濟的表態，但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再結合李強在主政浙江、江蘇、上海時的經歷，這位候任總理顯然深諳民營經濟的重要性，以及該怎麼與民營企業家打交道。

此前一天，即將卸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談到對民營經濟的重視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

在重視和支持部分，李克強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並強調要「促進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破除各種隱性壁壘，一視同仁給予政策支持，提振民間投資信心。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弘揚企業家精神。」在存在的問題部分，李克強直言，「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全球通脹仍處於高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動能減弱，外部打壓遏制不斷上升。國內經濟增長企穩向上基礎尚需鞏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間投資和民營企業預期不穩，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有不少困難，穩就業任務艱鉅。」

事實上，不管是習近平派的定心丸，還是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的「兩個毫不動搖」，都是一以貫之的政策導向。問題在於，為何一邊是最高層持續不斷的定心丸和支持，另一邊卻是民營企業愈發加劇的缺乏安全感，以及預期與信心不穩？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看來，問題實際上出在執行層面。「舉個例子，我們地方政府有些官員為了免責或者說為了避責，在發放政府採購項目訂單的時候，就傾向於發給國有企業。現在包括我們軍事工業也出現了這種情況。」「貸款利率也有不平等待遇的情況，銀行傾向於貸款給國有企業，這是老問題。」「民營企業最後『理性』思考的結果，就是引進國有資本尋求政策保護。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是雙向的。一方面民營資本在進入國企，另一方面，民營企業也希望引入國營資本，戴上「紅帽子」，這值得深思。」

姚洋進而總結道，「這種現象不是說我們制度變化了，黨中央文件一直在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但是為什麼民營企業就感覺不到温暖？就是因為執行層面對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沒有落實。」「過去幾年，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突發政策比較多。比方說從2020下半年開始，針對房地產企業資金監測和融資的『三道紅線』，以及對教培行業的治理，都是『用藥過猛』的政策。怎麼來統籌調節經濟與保持經濟活力之間的關係，我覺得也是新政府面臨的挑戰。」

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在各個層面全面加強，即將推出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進一步延續五年前的基調，繼續強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具體到各網路平台經濟，當黨的領導具體地介入到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秩序與活力的關係處理，就成了一道擺在政府和企業面前的兩難問題。

2023年初，陝西省委組織部向重點非公企業選派駐企第一書記引發爭議，雖然此舉的初衷是「助力非公黨建提升，助推民營企業發展」，但還是因權責不明引發很大範圍的顧慮與擔憂。更早之前的國資入股京東、騰訊、蘇寧易購等風波，基於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政策前提，外界紛紛猜測中國將啟動「公私合營2.0」以打造國家資本主義。

去（2022）年5月，上海因疫情封控之際，財經作家吳曉波髮長文叩問「我們這是怎麼了」，而叩問的方式是「用數據說話」和「以史為鑑」。

在「用數據說話」方面，吳曉波列出了兩張對比圖：一張是「中美新增獨角獸數量對比圖」，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裏，中國獨角獸數量分別是20家、12家和21家，連年超過美國，2018年，美國51家反超中國的42家，不過差距並不大。然而，到2019年，美國為58家，中國只有22家，2020年，美國73家，中國14家，到去年，美國132家，中國僅區區3家。

一張是「中國科技與網絡公司市值兩年變化」，在2020年4月，蘋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萬億美元，中國的阿里、騰訊、美團、京東和拼多多的市值之和約1.2573萬億美元，相比多了192億美元。可是，到2022年的4月，蘋果的市值增長到2.6581萬億美元，中國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值之和減少到8,877億美元。即便把其他44家中國的科技和網絡上市公司的市值全部加上，跟蘋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65萬億美元。

在「以史為鑑」方面，吳曉波提到了改革開放的兩次重要思想解放運動，「一次發生在1970年代末，一次發生在1990年代初。它們都在經濟跌入深深低谷的時候，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發動，它們的共同問題都是：『我們這是怎麼了？我們應該怎麼辦？』無比幸運的是，我們都找到了答案，並因而引發了兩次激盪人心的制度變革和民間活力的宏大釋放。」但到了今天，雖然也迫切需要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但一些新的時代特徵已經呈現出來：某些全民共識的喪失；思想市場的斷層；「馬某」們的心意闌珊。可見的後果是，創業創新的熱情迅速消失，當今中國商業世界的「精氣神」不見了。

所以，如何才能真正讓民營企業「消除顧慮，放下包袱，大膽發展」，恐怕關鍵不在於說了什麼，而在於不做什麼。在這個過程中，決策層能否丟掉對「秩序」的絕對化、機械化追求，決定了民營企業和社會面究竟最終能有多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