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一座未來之城的理想與現實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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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17年、2019年考察雄安之後,習近平在開啟第三任期之後再次考察雄安新區並召開座談會,考察雄安新區之後,習近平還繼續考察了河北滄州、石家莊等地,並主持召開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

當習近平考察雄安的消息經由《新聞聯播》推出,人們有兩個直觀的感受:其一是這次罕見地有三常委陪同考察,分別是總理李強、中辦主任蔡奇和第一副總理丁薛祥;其二是雄安新區從提出至今六年時間之後,工作重心將發生轉變,也即進入大規模建設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並重階段,工作重心已轉向高質量建設、高水平管理、高質量疏解發展並舉。

對於第一個直觀感受,可以說既在預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之所以說在預料之外,是基於過往的慣例,以往很少會有政治局常委陪同最高領導人在北京之外考察,除非涉及重大事項,而且和分管的政治常委密切相關,尤其是今次還有總理陪同,對於這一點,《香港01》在《三常委陪同習近平赴雄安新區 歷史罕見背後的微妙政治秩序變化》一文中已做過分析,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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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說在意料之中,一方面在於外界研判中共行為基於的以往經驗和慣例已經不適用於當下,二十大之後,不管是用人還是府院關係的處理,都已經打破了諸多慣例,問題意識和導向明顯,如何更好地統籌發展與安全,成為中共高層最大的問題意識,這一點在二十大報告中已經說的很明確,連日來基於維護國家安全進行的輪番動作,比如對諮詢公司龍頭凱盛融英(Capvision)在上海、北京、蘇州和深圳的辦事處進行公開執法,擁有美國護照的港人梁成運間諜罪成,即是這一問題導向的結果。

另一方面在於雄安新區工作重心轉變之需要,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第二個直觀感受。自2017年4月1日提出伊始,雄安新區就被賦予了「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高定位。隨後推出的兩萬餘字的規劃綱要中,亦將該其定為「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成為全國的一個樣板」,「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發展新的兩翼,共同承擔起解決北京『大城市病』的歷史重任」……

習近平今次考察及座談會中,既重申了雄安新區的重要性,也間接回應了外界對於雄安新區的悲觀預期和唱衰。習近平說,「短短6年裏,雄安新區從無到有、從藍圖到實景,一座高水平現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稱奇蹟。這些成績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3年新冠疫情的嚴峻形勢下取得的,殊為不易。實踐證明,黨中央關於建設雄安新區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各方面工作是紮實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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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工作重心發生轉變,雄安新區推進的阻力也隨之增大,這也是為何今次習近平考察雄安罕見有三常委陪同的原因所在,事實上除了三常委外,還有李幹傑、何立峰、吳政隆、穆虹、姜信治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軍隊有關單位、河北省、雄安新區、有關企業負責人參加座談會。雖然政策層面通過稅收政策、保障房政策、基建配套來增加新區的吸引力,但對於作為疏解對象的央企總部、金融、行政事業單位及高校而言,尚且停留在藍圖層面的未來之城的吸引力還是遠遠不足以與北京相媲美。

新華社在習近平考察雄安之後發佈長文紀實,披露了習近平部分講話內容。對於當初設立雄安新區的初衷時,習近平直言,「雄安新區是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誕生的,不是為了簡單建一個新區、建一個新城,這個定位一定要搞清楚。」而在談到具體的疏解工作時,習近平表示「不能憑自身好惡,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紙面疏解』『變相回流』,名義上疏解,結果回去了。更不能通過在京設立二級單位等方式邊疏解邊新增。」他還鼓勵參與建設雄安新區的現場工人與管理人員說,「這是百年不遇的歷史機遇,你們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任務,要努力啊!」

習近平考察雄安前,《香港01》記者經由京雄高速駕車來到雄安新區。雄安新區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距北京、天津均為105公里,距石家莊155公里,距保定30公里,距北京新機場55公里。周末的京雄高速上鮮見有車輛,進入到雄安新區,隨處可見寫有「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標語,在啟動區多的是施工和綠化人員,偶爾能見到從各地前來參觀的人。就基礎設施建設而言,雄安新區確實如官方宣傳所言,從高鐵站到雄安會展中心,再到林立的辦公樓和住宅區,讓人感受到了未來之城的雛形和樣態。而這,與記者六年前見到的雄安天差地別。

位於雄安會展中心對面的企業辦公園區,已經敲定不少入駐企業,包括廣州市規劃勘測院、中鋁集團、浙江大學、中國長江三峽集團、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京東科技、百度、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阿里巴巴、騰訊等。但因為目前還沒有完成搬遷,故園區裏也鮮有人。在園區內部,還開設有一家電影院,並設有專門的紅色放映廳。而位於雄安新區北部的雄安郊野公園,自2022年4月落成啟動後,便人流如織,且多數為原來雄縣、容城縣、安新縣及周邊部分區域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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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在雄安新區設立之初普遍對此一千年大計存疑,源於其地理位置。浦東作為長江三角洲的出海口,深圳是珠江三角洲的出海口,都有各自地理位置的特殊優勢,但雄安身處內陸,並沒有這樣的優勢。且隨着新冠疫情的爆發,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越來越突出,尤其是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人們對由無到有的雄安的悲觀情緒亦隨之加劇。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着重談到了新區建設的六對重大關係,還是基於理想與現實存在巨大差距這樣的問題意識。這六對關係包括:處理好近期目標和中遠期目標、城市建設速度和人口聚集規模、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政府和市場、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自身發展、城市建設和周邊鄉村振興等重大關係。此外,習近平亦要求雄安新區黨工委及各級黨組織加強調查研究,推動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風大轉變、工作大落實。

同樣是在新華社發佈的長文紀實中,習近平對此有更直接的表達。習近平說,「雄安新區建設是千年大計,要久久為功,既不能心浮氣躁,也不能等靠要,必須踏實努力、艱苦努力。」「雄安新區建設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不能當下都吃幹榨盡,要留白、留有餘地,為遠期規劃預留專案、地塊。要適度超前,但不能過於超前,防止建成專案『曬太陽』,造成浪費。有的要大舉實施,有的要待機而動,有的要與時俱進,既不能急於求成,也不能無所作為。」

習近平要求的「推動思想大解放」和「與時俱進」,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成功的關鍵和前提,也是雄安新區不少地方突出展示的標語。雄安新區究竟能否建成規劃藍圖中的未來之城,還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需要歷史耐心,畢竟人才是一座城市的主體,現在下判斷還為時尚早,不過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沒有思想大解放,沒有與時俱進,未來之城很難從理想變為現實。就像人們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的認識,如果還停留在原來的秩序與倫理裏,也很難看清進入新常態後的諸多做法和安排,包括國內的、國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