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莫言鬧劇背後:人們真正憂慮的是什麼

撰文:應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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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內地網絡上有人向法院起訴作家莫言,指控他的作品「涉嫌抹黑英雄先烈」、「涉嫌美化侵華日軍」。這人在網上發起起訴莫言投票,獲得九千多人支持。《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認為這件事又一次打開網路上惡意構陷的邊界和想象空間。

這件事目前還在發酵,可以從五個層面來理解。第一,不論起訴莫言的人抱着怎樣的目的,都不可能達到目的,他的行為註定會成為鬧劇。莫言的作品固然存在許多爭議,批評他的聲音一直都有,但總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進步的中國社會包容了莫言,讓莫言的文學才華在世界舞台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2011年莫言的小說《蛙》獲得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足以說明中國社會對他的認可。2012年莫言又成為首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既鼓舞了中國文學界,又提升了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的影響力。莫言的命運因改革開放而改變,他的成功是中國崛起在文化領域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符號。對於這樣一個在世界範圍內享有聲譽的作家,怎麼可能會因為極少數人的狹隘偏見而受到實質衝擊呢?

第二,起訴鬧劇的本質是以二元對立、狹隘偏執、寧左勿右、捕風捉影的方式來定義愛國與正能量,如果推到極致,只會讓人人自危、動輒得咎。清朝時期的叫魂事件、當代中國的文革,都是極為慘痛的教訓。春秋時期的中國思想家老子說過,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2017年11月15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莫言在香港浸會大學作「文學中的歷史與現實」演講。(新華社)

起訴鬧劇的發起者指控莫言的作品「涉嫌抹黑英雄先烈」,卻不知近現代以來的英雄先烈們正是為了中國的解放、自由、平等和進步而身先士卒。一個開放、多元、包容、進步的中國才是對英雄先烈們的最好紀念。反之,妒賢嫉能、二元對立、內鬥內耗、惡意構陷的獵巫運動才是對英雄先烈們的最大辜負。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進步說明一個社會只有在合理範圍內包容不同的人,盡力讓更多的人人盡其才,中國才會越來越好。這是中國追求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主要內容的民族復興目標的應有之義。

第三,遺憾的是,類似於起訴莫言的鬧劇,在近年來屢屢發生。不論是作家方方所遭到的圍攻與網暴,還是上海醫生張文宏所受到的攻擊與指控,都說明內地網絡上一些人的民粹、反智、極左、網暴行為,已經嚴重到干擾社會健康發展的程度。方方、張文宏和莫言,他們本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是中國進步本應包容和團結的建設者。對他們的圍攻與構陷,雖屢屢成為鬧劇,但每一次都會在世道人心層面起到惡劣影響,讓更多的人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妨礙常識理性與社會活力。

上海醫生張文宏曾在疫情期間屢屢遭到一些人的圍攻。 (視覺中國)

第四,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時,內地網絡上有不少聲音指責莫言不配獲獎,因為他們認為莫言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是中國體制的維護者。然而,12年之後的今天,當年那些指責莫言不配獲獎的人不少已變得謹言慎行,開始自我審查,反倒是被批為中國體制維護者的莫言,轉眼之間,竟然成了另一批人眼中的中國體制抹黑者。同樣是莫言,為何在兩批人眼中的他居然截然對立?發生了什麼?

第五,起訴莫言的發起者和支持者,其實在內地龐大網民群體中,只屬於極少數,但他們竟能產生遠遠超過他們人數的負面影響。這說明偏執狹隘的論調有被放大的風險。其實,起訴莫言的發起者和支持者,只要他們的行為不違法,是有自己的言行自由,但為何他們的言行能引起許多人的憂慮?為何人們不能以不值一提的心態來看待他們的鬧劇?換言之,如果人們根本不當回事,那麼不論起訴莫言的發起者和支持者怎麼折騰,都掀不起什麼浪花。畢竟,這世間從來不乏極少數偏執狹隘的人,置之不理不就行了嗎?為何看起來註定是鬧劇的言行竟能產生影響?

從方方、張文宏到莫言的事情說明,許多人仍然對已成過去的極端年代心有餘悸,並對社會大環境的信心存在不足,所以才容易因為不值一提的鬧劇而風聲鶴唳。既然這樣,問題關鍵不在於是否有少數偏執狹隘的言行,而在於是否有開放、多元、符合常識理性的社會大環境,是否有穩定、公平、可預期的法治體系。只要社會大環境和法治體系不斷變得健康可持續,只要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進步趨勢得以延續,相信以後縱使再出現起訴莫言那樣的鬧劇,多數人都會以平常心去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