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選】舊勢力與黑金政治 都市化下「人情」仍能左右選舉?

撰文:蔡苡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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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大選,黃國昌批評韓國瑜的岳父盜採砂石案被韓國瑜競選辦公室控訴,黃國昌對此回擊:「典型的地方派系傷害民主」,此外,台灣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在掃街拜票時也表示要「打破地方派系,共同守護台灣。」打破地方派系也是每次競選時都會聽到的口號之一。
地方派系在這樣的語境下,彷若成為需要被清除的「舊」勢力、「惡」勢力,這樣的標籤由何而來? 而台灣民主化進程超過30年,對於政治參與方式也走向多元。隨著網絡的普及,訊息流通快速,了解候選人政見的門檻更是逐步降低,在這樣的情況下,依賴地方人際網絡的地方派系為何仍有其影響力?

電影《黑金》內容描述台灣黑道老大想參選立委躲在民意代表的保護傘下,內容涉及台灣的黑金政治。(維基百科)

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

1980年代,台灣股市房市狂飆,隨著台灣錢淹腳目,選舉經費跟著水漲船高,非常多的候選人要透過大量財團體系才能夠在地方選舉裏有競爭力,使金錢政治逐漸地深入到地方派系,黑道勢力也逐漸滲透,從監督買票的抬轎者到自己出來競選公職,透過民選公職人員的身分漂白之前從事的「活動」。

因此,台灣的「地方派系」發展到1980年代逐漸跟「黑金劃上等號」,從動員地方的樁腳買票來贏得選舉,到有黑道的介入,許多地方派系開始跟黑金扯上關係。當時在台灣也流行這樣一句話,「無派系、無是非」或是說「派系的利益更高於政黨的利益」,就會發現派系在大家眼中是相對負面的評價。

樁腳:指在選舉中基層為候選人拉票的人,通常為熟悉該地方政治的人,樁腳會透過各種非法、合法(賄賂、人情壓力)等手段,動員該地方或家族,使其支持的政客當選。

對台灣地方派系有深入研究的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也表示,派系這個概念出現在古今社會上不只有地方,例如一國的政黨也是從國會裏的派系逐漸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政黨裏也會有各種派系,例如民進黨的新潮流、蘇系等全國範圍的派系,只是因為地方派系跟黑金的結合使其掛上比較負面的形象,但這樣認識地方派系其實是狹隘的。

李登輝任內黑金政治的情況嚴重,他也被批評是「黑金之父」。(中央社)

此外,黑金政治在台灣主要是在1980、1990年代流行,在台灣幾次的掃黑之後,跟黑道掛勾的情況其實有些改變。。王業立指出,其實近年來地方派系也努力提名一些高學歷、形象清新的政二代來競選公職等,以期改變形象。

今日的地方派系「成事不足、辦事有餘」

從國民黨播遷來台、台灣地方自治選舉開始,透過地方人際網絡組織動員而形成的各地方派系影響力隨著高度都市化、青年世代的出現影響力在減弱或解構,但地方派系在現在究竟能多大程度的左右選舉? 王業立給出一個「成事不足、辦事有餘」的有趣評價:「它不能完全決定市長立委誰當選,但它仍然是在市長立委競選過程中扮演相當的角色。」

台灣立委陳明文曾是嘉義派系的重要人物,後加入民進黨。(資料圖片)

王業立指出,地方派系終究是一個在地方上透過人際關係網絡所結合的團體,所以它們有一定的選票動員能力,「其實這就是華人社會跟西方社會最大的差距,也是台灣會有派系的原因,就是太強調人際關係網絡,人情、關係是我們人跟人之間互動很重要的考量。」這樣的關係不只存在人情味濃厚的鄉村,即使在都會化的地方,也會有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的關懷據點,成為政治人物發展他們的關係、建立選票來源非常重要的管道。

也因此,王業立認為,只要一日在華人社會中還是強調人際關係、人際關係網絡的動員方式,這種依賴人際關係網絡而生的利益共同體在講究人情關係的華人社會是不會消失的。時至今日,地方派系仍舊是所有的候選人仍然是不敢輕忽的很重要的因素。

選制改變與「山頭」崛起

而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也跟選制的改變有關係。王業立指出,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在2008年改制前為複數選區制(一個選區有兩名以上複數的席次)一個地方派系就有可能截取若干名立委的當選名額。若以升格為直轄市前的台中縣為例,一個選區要選十名,那可能地方派系紅派靠一己之力就可以當選兩到三名,但改成單一選區的話,當靠一個派系不太可能決定當選的比重,但仍具備一定的影響力。

不過,王業立提到,現在所謂全縣型的派系現在逐漸在消沉,而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些「山頭」勢力,例如,在台灣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情況下,一名區域立委當選過兩三屆以上,將會成為地方上一股難以比擬的大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