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缺水史｜日本大興水利 為何仍解不了台灣人的渴
台灣與貴州雖位置相隔遼遠，但都因地形之故，同屬降雨量大卻缺水的環境，因此自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後，歷任官憲仕紳無不戮力修建埤塘水圳以溉農田。迨1894年清朝於甲午戰爭戰敗被迫割台後，日本殖民者亦得面對缺水的難題。由於挾著較先進的工程技術與資金，日本在台灣留下不少大型水利建設，這既是為了生存紮根所需，更是為了確保「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政策，才需要更多水庫水圳以榨取農業生產，好繼續支持日本軍國主義的壯大。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修築的水利設施主要分兩類，一是利用清朝原有的埤塘，加以擴建或貫通；另一則是逕自建造全新的水庫水圳，藉以增加灌溉面積。前者如修鑿於清道光十八年（1838）與廿二年（1842）的高雄曹公新舊圳，在日本殖民者的強勢管理下，於1920年先後加裝四台抽水機於圳頭，提高原有的進水口至14公尺，令原本因地勢較高而無法引圳水的農田皆被澤惠，增加約1,939公頃的灌溉面積。
還有曾是北台灣重要水源的桃園大圳，亦是台灣總督府為了貫通整合此處遺留的清代八千多座埤塘。在此之前，儘管桃園、新竹等地擁有大量埤塘，但因為溪流短促導致集水區狹小，加上大漢溪地勢較低難以引水，故這些埤塘多得仰賴降雨來維持，無法常年澆灌農田。而台灣總督府為了增加北台灣的糧產以供軍需，遂於1916年開工，於大漢溪上游設置進水口，建造幹線長約25.376公里、支線長258.872公里、共計十二條支線的桃園大圳，並以286個蓄水塘調節水量與連接水路，使桃竹等地不再缺雨即遇旱情。
當桃園大圳於1924年完工後，起碼增加了可兩熟的水田1萬餘頃，稻米年均增產約4萬公噸，令日本得以進口更多台灣稻米。此外，日本於桃園大圳3號導水口設置的供養塔上，還寫上「由是灌溉之利大開，平疇有藝，潤物孔多財用日足」的碑文，凸顯日本殖民者對糧食增產與牟利的期望。
至於最為台灣「津津樂道」的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則屬台灣總督府為刺激稻米與蔗糖產量，才於嘉南平原打造的大型水利建設。嘉南大圳完工後，以濁水溪與烏山頭水庫為水源，灌溉面積約達12.6萬頃，佔彼時台灣耕地近六分之一。不過嘉南大圳的水量其實沒豐沛到足以灌溉總督府設想的全部耕地，因此設計者八田與一推廣三年輪作法，將耕地劃分為許多大區，大區內再分為輪種水稻、甘蔗與雜糧的三小區，以此輪流供水，以儘可能節約的方式同時提升米糖產量，減少「米糖相剋」的不利情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的修建，反而凸顯了攫取經濟利益遠較民生需求優先的殘酷事實。因為能同時擁有稻蔗與雜糧良田的台灣農民僅佔比29％，只有堪種單種作物田地的農民卻有32％，能種植兩種作物田地的農民也才39％，故起碼有七成農民得在輪作期間被迫休耕，並仍得繳納高額水租給殖民當局；反觀日本製糖公司卻不受三年輪作的限制。也因此，如今為台獨人士津津樂道、所謂日本人引入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實情是並非人人有水喝，南台灣人民缺水的困境並未獲得根本性解決。
此外，日本殖民者在台修築水利設施的另一項用途，即確保日本移民的生存。如台灣總督府於台東、花蓮等處建立移民村，但由於台灣東部開發時間晚、長期缺乏足夠的水圳埤潭，故日本移民被迫採取旱田施作，逼使台灣總督府不得不先後開鑿卑南圳、吉野圳、豐田圳、林野圳等水圳，其中尤以卑南圳與吉野圳規模為鉅，吉野村300餘戶日本移民俱仰賴後者的澆灌。
1930年台灣總督府又著手改修吉野圳，令其灌溉面積由原先的533.4頃躍升至約1,115頃，吉野村移民的農產收入亦自戶均474日圓增加到1,334日圓。還有卑南圳於1936年改修之後，也令台東的水田面積擴增，並使日本總督府再自日本移入59戶農民成立敷島村，這都顯露水利建設對殖民事業的推進成效。
正因為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建造大量水利工程的初衷，是為了榨取更多殖民利益，因此儘管渠給台灣留下諸多現代化水利設施，但其用途多半是優先供給總督府所需的農作物，同時台灣總督府也通過1921年頒佈的《台灣水利組合令》，將原先屬於民間興建或維護的埤圳全收歸公有，並藉著水利組合深入控制台灣農民，故這些水圳水庫並未真正滿足台灣人民的生存需要，旱災仍時有所聞。
譬如1933年南台灣大旱，《台灣日日新報》便報道「台南州下大旱魃 如甘蔗被害猶烈 早穀皆閉糶然慮再跌」的災情，雲林斗六更是碰上二期稻作無水可灌的窘境。高雄亦是「高雄州下大旱害 面積萬八千餘甲 三千六百餘甲全滅」的慘況（1甲約0.967公頃），迫使殖民者不得不暫時給受災區免去地租稅。彼時嘉南大圳已完工三年，卻絲毫無力紓解旱情，更在在凸顯殖民者的建設、絕非出於照顧殖民地的想法的真相。故台灣的缺水問題，在殖民者的手裏絕無可能被徹底根除，必須等到光復之後才能緩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