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缺水史｜旱澇不均　清代台灣甘蔗與稻米的搶水戰爭

近期台灣中南部各大水庫儲水量只餘一成，發生堪稱是自1964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為何台灣平均年降雨量有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雨量的2.6倍，還會發生缺水災情？
屬於華南水田農業的台灣，水稻為主要的糧食作物，想要追求稻作豐收，成功的水利開發必不可少，明清時期的台灣官民仕紳，也視水利開發為土地拓墾中重要的一環。

甘蔗阻撓了水利開發？

自17世紀荷蘭人東來、殖民統治台灣南部起，發現原住民的經濟活動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生產工具粗糙、缺乏耕牛，亦無水利設施進行人為灌溉，所以從閩南招募大量漢人入台開墾、給予耕牛農具之餘，還修築埤塘。康熙年間巡台御史黃叔璥着有《台海使槎錄》，留下了荷蘭統治時期的漢文紀錄：

蓋自紅夷至台，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為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堤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耔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

這些「陂塘堤圳」為水利設施的統稱，多集中在荷蘭人殖民的台南至彰化一帶，迄今仍留下「紅毛井（埤）」、「荷蘭井（埤）」等稱呼，例如《彰化縣誌》有載：「紅毛井：在東門外半里許。泉有數穴，味亦清甘，但吝於出。汲者每環井以俟其出。故老相傳：以為紅夷故井雲。」

到了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鄭氏政權在台灣西部展開大規模軍屯，以確保20萬軍民的糧食供應，並修築為數眾多的小型陂。學者指出，鄭氏政權時期台灣少有大型水利設施，乃是因為材料和技術落後，而台灣經常有暴雨或颱風侵襲，所以修築規模都不大；其次，當時重要的經濟作物—甘蔗，種植面積大、用水量少，蔗糖價格節節上漲，農民爭相改種甘蔗，故對穩定大量的水源並無迫切性，也排擠了水稻田面積和水利設施的增加。

再者，儘管鄭氏政權以「東寧王國」自居、退守一隅，但時有派軍至中國大陸，配合其他南明政權進行參與「反清復明」戰爭，時局動盪、人心浮動，無心於長久經營。台灣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鴻圖指出，此時耕作技術粗放、地利難以持久，移耕、棄耕、遊耕現象仍非常普遍，大規模的固定式水利設施不符經濟效益，直到清朝統治台灣後，水利開發始有爆炸性增長。

增加稻米產量　興水利勢在必行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設台灣府，經過不到40年的時間，於康熙六十年（1721）因朱一貴事件赴台參與戎幕、出謀劃策的藍鼎元（1680—1733年），在《東征集》稱頌台灣的繁榮：「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眾，延袤二千餘里，糧谷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連內山野番不到之境，皆將為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藍鼎元的記載雖有誇大溢美之詞，但也反映經過清代治理，台灣的農業耕作已有長足進展，背後自然少不了水利設施。

台灣府諸羅縣知縣周鍾瑄（1714—1719年在任）赴台任職，觀察到除了「築堤瀦水灌田」的陂，「不用築堤，疏鑿溪泉以灌田」的圳，「地形深奧，源泉四出，用資灌溉」的湖（潭）之外，還有一種是隻能找地勢低下之處，築堤以積雨水的「涸死陂」，又被農民戲稱為「雷公陂」，指打雷下雨時才會有水。

面對康熙三十五年（1696）後台灣人口快速增長出現的缺糧問題，供應不足導致糧價水漲船高，周鍾瑄到任後積極提倡興修水利，甚至捐銀近百兩、捐谷近二千石，共助民眾築陂開圳32處。康熙年間全台有81處水利設施興築，光嘉南平原就有74處，佔比超過九成；綜觀整個清代在嘉南平原修的水利有122處，康熙年間所修就佔61％，創下歷史新高紀錄。雍正年間蔗糖生產過剩、價格低落，原先依賴蔗糖獲利的資本家轉種利潤更高的水稻，大大鼓動了耕作水稻的風氣，對於水利設施的需求也愈加孔亟。

台灣西南易發水旱災的主因

然而，嘉南平原雖然號稱台灣穀倉，其地勢平坦、氣候温暖利於作物生長，但80％的降雨集中在夏季（5月至9月），冬季乾燥期長（12月至翌年3月），不僅容易發生旱災，與作物生長期也不一致；其次，嘉南平原儘管河川眾多、水量豐沛，卻因河川長度短、流速湍急，豐水期多暴雨造成洪水，迅速流入海中，無法有效利用；再者，河川含沙量高，時間一久抬高河床，一但洪水爆發便氾濫成災，開墾出的沃土瞬時化為砂礫荒地。

據台灣歷史學家曹永和的研究指出，清代嘉南平原水災數量超過50次，佔全台水災三分之一以上；另位歷史學家徐泓也表示，不包括颱風帶來的災情在內，嘉南平原在清代水災就有63次之多，平均3年多就發一次大水。以旱災來說，清代該地大旱30次，佔整個清代台灣旱災紀錄的63％。為了將水旱災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台灣史學者蔡志展統計，清代台灣先民們共修築了966處水利設施，但水利開發速度仍趕不上耕地開墾增長，種植的作物仍以旱作為主，農田以旱田居多，水稻也必須配合雨季栽種。直到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建構了大規模的灌溉排水體系，才使水利系統有了大幅改善，但以混凝土建構水圳，對環境的衝擊與破壞更甚從前。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