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遇襲身亡，大批軍政高層官員被殺死，伊朗在美國、以色列聯合發起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可謂一敗塗地。在去年夏天的「十二日戰爭」中，面對以色列和美國的空襲，伊朗便已經暴露出脆弱和不堪的一面。不久前美國通過閃電軍事行動非法抓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其實已經是對伊朗神權政治的警醒。

然而出乎不少人預料的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宗教傳統的中東大國，在2月28日美國、以色列的空襲過程中竟如此不堪一擊，最高領袖在第一天就遇襲身亡，軍政高層幾乎「團滅」，伊朗神權政治搖搖欲墜。這樣驚人的戰爭結果轟動世界。

毫無疑問，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起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既未獲得美國國會的正式授權，又不符合《聯合國憲章》，讓整個中東地區的安全局勢面臨新的風險。現在美國和以色列雖然佔據上風，對伊朗的空襲可以說是降維打擊，但伊朗畢竟是有着深厚宗教傳統、強烈自尊、廣闊面積、大約九千萬人口、豐富能源的區域大國，今後的局勢走向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不要低估在伊朗進行變革的難度，不要簡單以為空襲能決定一切，不要輕視戰爭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的風險。從長遠來看，伊朗能否擺脱內外交困的危機，能否發生積極的變革，關鍵在於伊朗人民。

然而從哈梅內伊的宗教政權與美國、以色列的衝突教訓來看，伊朗像不久前馬杜羅統治下的委內瑞拉那樣輸得一敗塗地。在這背後，一個最直接的教訓是，伊朗與美國在軍事能力、情報能力、武器裝備、軍事科技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哈梅內伊統治伊朗長達37年，長期經營權力，長期與美國進行鬥爭，論道理應該會圍繞指揮中樞構建嚴密、牢固的安全防衛體系，但結果竟然在美以空襲的第一天，便幾乎「團滅」。

相較之下，在美以空襲的第一天，伊朗對美國和以色列發起的報復行動，根本未給美以造成實質的威脅。如此懸殊的衝突結果有力說明美國具有遠超伊朗的情報能力、武器裝備水平、軍事科技，兩國已經不是同一個時代的軍事對手，而是弱小的國家被強大的國家降維打擊。

自古以來，國防安全、軍事能力對於任何國家的安全與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鴉片戰爭時期的清朝被英國堅船利炮所欺凌，二戰時期的歐洲國家被納粹德國的閃電戰所蹂躪，皆在說明以國防建設為核心的軍事能力建設是保境安民的基礎工作。

時代在變化，不同時代的軍事能力建設往往存在區別。鴉片戰爭時期是英國堅船利炮對清軍的冷兵器的降維打擊，二戰時期是德國的飛機、坦克和機械化部隊通過協同作戰與快速偷襲佔據主動權，海灣戰爭時期是美國開啟訊息化戰爭的先河。

現在通過非法抓走馬杜羅、精準重創伊朗指揮中樞，美國將升級的訊息化戰爭與一流的情報能力、現代軍事科技結合在一起，帶來戰爭形式和戰爭技術的新變化。相比於美國強大而又現代化的軍事能力，伊朗已經嚴重落後於時代步伐。

伊朗軍事科技、武器裝備、情報能力、軍事能力大幅落後的背後是伊朗體制和國家治理的大幅落後與固步自封。軍事科技、武器裝備的發展，既非常依賴於一個開放、包容、公平、鼓勵創新、重視人才的環境，又離不開經濟、工業和科技的持續健康發展。情報能力和軍事能力的提升離不開一個上下一心、重視人才的環境。

遺憾的是，伊朗的神權政治既保守、僵化又充斥腐敗、特權，政治經濟體制具有強烈的「攫取性」面向，治國理政背離人性，沉迷於意識形態狂熱和輸出革命。這樣的體制和國家治理造成伊朗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對內封閉保守，腐敗盛行，劣幣驅逐良幣，造成經濟嚴重衰退，人民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規模抗議此起彼伏，對外到處樹敵，抗拒全球化，造成自我孤立，大幅落後於世界前沿科技。

有不少人將伊朗宗教政權與清朝後期相比。兩者當然存在很多區別，但確實有相似之處。清朝的統治是少數滿人統治多數漢人，國家軍事力量分為滿人八旗和漢人綠營，清朝統治的中後期腐敗盛行，統治階層異化為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封閉保守，固步自封。

伊朗同樣分為居於統治地位的教士階層與普通大眾，國家軍事力量分為革命衛隊和國防軍，教士階層和革命衛隊已經異化為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國家治理既腐敗又封閉保守。正如清朝大幅落後於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發展潮流一樣，伊朗同樣大幅落後於21世紀世界發展潮流。

時代早已不一樣，世界發展潮流浩浩蕩蕩，但神權政治下的伊朗竟彷彿活在遙遠的過去，看不到時代和世界的新變化，以至於在強大對手的降維打擊下一敗塗地。伊朗能否走出困境，在於能不能與時俱進，能不能尊重人性、融入世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建立可持續的現代治理體系。

通過開啟改革開放而為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打下紮實基礎的鄧小平說過，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伊朗需要的正是一場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