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中美兩國元首在華盛頓舉行會晤。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親赴機場迎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年前，他也曾在阿拉斯加機場迎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miir Putin，又譯普丁或蒲亭）。在特朗普看來，與大國領導人直接談判是處理分歧的重要方式。白宮公布的會晤成果涉及貿易、投資及新興技術風險溝通等領域，但美國國內的討論很快越出了雙邊議題：如果美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分別同中方、俄方達成安排，其盟友關係和地區安全政策將受到怎樣的影響？

一、中美俄關係中的「新雅爾塔」想像

一些美國學者借用「新雅爾塔」（New Yalta或 Yalta 2.0）來描述可能出現的秩序變化。這一說法帶有鮮明的歷史類比色彩，其核心問題在於：幾個大國能否通過相互承認利益邊界，來決定各自周邊地區的事務？特朗普曾以「G2」稱呼中美關係，中方則一貫不贊成這一提法。而且，僅從中美兩國出發，並不足以理解這場爭論。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訴求、中俄關係，以及美國對歐洲和亞洲的安全承諾，都使「大國協調」遠比一次會晤或一項經貿協議複雜。

事實上，美國關於「G2」的討論並非始於特朗普。經濟學家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早年提出這一概念，主要是希望中美共同應對全球經濟問題。此次會晤中，雙方就關稅、農產品貿易和技術風險展開磋商，表明大國協調取得了具體進展，但這些成果仍集中於特定議題，並不意味着中美已形成共同主導國際事務的安排。「新雅爾塔」的討論則更進一步：如果中美俄都要求在重大安全問題上得到對方尊重，現有地區安排是否會隨之改變？然而，從經濟合作到劃分勢力範圍，二者之間仍有相當長的距離。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文件本身也體現出這種張力。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提出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優勢，限制域外力量控制當地關鍵資產，容易令人聯想到大國各據勢力範圍的圖景。但同一文件仍強調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及與盟友的合作，並未表示願以退出亞洲換取其他大國退出西半球。可見，美方一面強調自身在西半球的優勢，一面又不願收縮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所謂「對等劃分」並無現實基礎。禮賓上的重視、談判中的靈活與承認對等勢力範圍，本屬不同層次的政治選擇，不能由前者直接推定後者。

俄羅斯是檢驗這一設想的關鍵。如果美國試圖改善對俄關係，以緩解所謂「中俄接近」帶來的壓力，就必須面對中俄兩國業已形成的合作基礎，以及俄羅斯自身在歐洲的安全訴求。中俄關係堅持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不會因外部因素而動搖。同時，如果美國與中俄領導人同時談判，也很難把烏克蘭問題與盟友關係割裂開來處理。需要強調的是，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與烏克蘭問題性質完全不同，不能相提並論，更不存在任何交易空間。因此，觀察「新雅爾塔」的可能性，還需看中美俄各自的政策訴求能否相互協調，以及相關國家如何回應。

二、特朗普大國外交引發的美國國內爭論

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的大國外交看法不一。參議員戴恩斯（Steve Daines）贊成保持對華接觸，期待高層互動推動經貿談判。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威克（Roger Wicker）承認貿易和新興技術議題值得討論，卻反對以過高規格接待中方領導人，並要求總統同時提出地區安全等關切。兩人都不否認談判的必要性，爭議在於談甚麼、以何種姿態談，以及會晤會向盟友傳遞何種信號。

在俄羅斯問題上，共和黨議員對總統外交方式的保留更為明顯。9月25日，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威克等共和黨參議員與民主黨議員聯名，質疑邀請普京出席將在美國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在他們看來，支持與大國領導人對話，並不等於贊成在俄烏衝突持續期間給予普京更高的國際禮遇。這一分歧表明，總統可以安排會晤，國會仍會追問其政治後果。

與共和黨相比，民主黨更習慣從盟友關係、美國競爭力和地區安全角度評估會晤。會後，多名參議院民主黨議員一方面承認對華外交有助於防止衝突，另一方面批評特朗普未在供應鏈、技術及盟友關係上取得足夠成果。他們還把中俄正常的能源貿易和所謂兩用物項問題與俄烏衝突掛鈎，認為處理中美關係不能迴避這一衝突。這部分議員擔心的不只是某筆交易是否划算，還包括美國是否會為穩定與一個大國的關係，而削弱在另一地區的政策承諾。

不過，民主黨同樣支持必要的風險溝通。眾議院民主黨議員曾呼籲與中國討論人工智能安全問題；兩黨參議員在對俄施壓及普京受邀赴美問題上也形成了共同立場。由此可見，美國的黨派界線並不簡單對應「對話」與「對抗」：兩黨都有人贊成就突發風險保持溝通，也都有人反對以盟友利益或安全承諾換取短期成果。真正的分歧，往往在於交易的具體內容和代價。

政策界的意見則進一步拉開了協調的尺度。主張戰略克制的國防優先組織研究員戈爾茨坦希望借元首會晤討論台海局勢、軍事部署和軍控問題，將穩定關係的努力延伸至安全領域。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者則提醒，華盛頓強調西半球優先，並不意味着準備接受中俄在亞洲和歐洲擁有對等的排他性地位。而事實上，中國從未謀求此類排他性地位。

美國公眾則構成另一重約束。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7月的調查顯示，57%的受訪者傾向於同中國接觸與合作，40%傾向於限制中國力量增長，共和黨選民內部也存在顯著差異。該機構另一項調查發現，72%的受訪者支持以降低關稅換取中國增購美國農產品，同時也有相當多數支持限制敏感高技術出口。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9月的調查則顯示，對中國持偏負面觀感者仍多於持偏正面觀感者。可見，多數美國民眾期待通過接觸獲得實際收益，同時也希望維持競爭；但這些調查均在會晤前開展，不能被解讀為民眾贊成或反對三大國劃分勢力範圍。

三、「新雅爾塔」構想的現實空間與約束

隨着討論從外交禮賓轉向政策後果，美國國內的評價也更加具體。特朗普與中俄領導人的接觸為大國協調提供了機會，但協調涉及的利益越廣，獲得國內支持和相關國家認可就越難。

從具體議題看，美國國內對經貿磋商和風險溝通有一定支持。關稅、農產品貿易和關鍵礦產供應涉及實際利益，成果也較易通過後續執行檢驗；新興技術對話與突發事件溝通渠道，則有助於在競爭中減少誤判。但協調一旦延伸至烏克蘭問題及盟友承諾，牽涉的利益隨之增多，對具體合作的支持能否轉化為對地區安全安排的認可，仍存在較大分歧。

軍控議題同樣說明，從處理具體問題走向相互承認勢力範圍，政治門檻仍然很高。白宮在會後通報中提到，特朗普主張舉行中美俄三方軍控談判，但通報並未公布三方就此達成任何協議。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軍控專家皮弗（Steven Pifer）指出，即便只討論核軍控，三國在核力量規模、核查安排和導彈防禦等問題上的訴求也難以簡單對齊。中方一貫認為，中國核力量與美俄不在同一數量級，擁有最大核武庫的國家對核裁軍負有特殊、優先責任。

此外，美國國內的爭論也在影響協調可能達到的程度。特朗普可以憑藉元首外交推動談判，卻難以使各方就談判邊界達成一致。兩黨部分議員共同質疑普京受邀赴美，表明在涉及俄烏衝突的問題上，國會仍會要求總統解釋接觸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

大國以外的國家同樣會影響這一構想的前景。歐洲和亞太地區國家各有安全關切，也會根據中美俄關係的變化調整政策。即便少數大國希望達成某種默契，地區國家也不會只是等待安排的旁觀者。地區事務應由地區國家共同商量，難以由少數大國私下安排。

四、結語

綜上，「新雅爾塔」更適合作為觀察美國國內爭論的一種視角。大國協調在具體議題上已有推進空間，但一旦觸及地區秩序，各方在收益、承諾和代價上的分歧便會更加突出。

此次中美會晤使美國國內圍繞「新雅爾塔」的討論再度升温，也將大國協調的邊界問題推到台前。展望下一階段，美國國內的爭論將更多圍繞會晤成果的落實展開：經貿安排能否持續執行、風險溝通能否在突發事件中發揮作用，將影響各方對大國接觸的評價；若談判進一步觸及烏克蘭問題或盟友承諾，國會與相關國家的反應也將成為判斷其前景的重要依據。「新雅爾塔」究竟會停留在概念層面，還是逐漸顯現為政策取向，仍有待實踐檢驗。

中方始終認為，大國之間不應劃分勢力範圍，而應在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基礎上相處。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推動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才是雙方應當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杜志遠（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 ）、儲予希（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