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之內，南美洲巴西的總統選舉和歐洲塞爾維亞的議會選舉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既是因為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第二輪實現逆襲前所未有，也是因為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的敗選出人意料。

在第一輪的投票中，盧拉以45.16%對47.03%的微弱優勢落後巴西自由黨候選人弗拉維奧・博爾索納羅（Flavio Bolsonaro）。在巴西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在第一輪落後而在第二輪勝出的先例。就在人們以為弗拉維奧會贏的時候，盧拉在第二輪逆襲當選了。

塞爾維亞的武契奇辭去還未到期的總統職位，推動提前舉行議會選舉，就是為了贏得選舉，結果卻敗選了。從政績看，武契奇執政的14年，國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這也是他信心滿滿的原因。但為什麼武契奇穩操勝券反而功敗垂成？

盧拉的贏和武契奇的輸，看似沒有可比性。實際上，在這個時代，政治的運行邏輯和底層代碼，大同小異。

盧拉是巴西著名的左翼民族主義政治家，他的對手弗拉維奧是極右翼民粹主義者，這兩人的較量本質上是左翼和右翼的較量，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較量。

盧拉在2003至2010年執政期間，推行了著名的「家庭補助金」（Bolsa Família）和「零飢餓」（Fome Zero）計劃，成功使數千萬巴西人擺脱貧困。對於巴西東北部及低收入群體而言，盧拉是「社會公平」與「生活保障」的代名詞。此次大選期間，他再次打出了民生的牌。第一輪落後的情況下，盧拉把第二輪的競選重點從「對執政四年的審判」改寫成「對勞動時間與生活成本的公投」。

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全球經濟承壓巴西也不例外，反建制反精英的弗拉維奧是以巴西特朗普著稱的民粹主義者，現如今不得不為民眾對經濟和現實的不滿埋單。盧拉對弗拉維奧的審判，除了祭出民生經濟的牌，還拿出了民族主義的牌，親美的弗拉維奧被盧拉放在了對美國妥協的位置上。

奉行「主動與自豪」（Ativa e Altiva）的外交路線，強調擺脱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依附，大力倡導「南南合作」、拉美一體化、拓展金磚國家（BRICS）機制，並在國際貿易中探索去美元化以保障本國貨幣主權。對內大力倡導民生，對外重塑巴西的國家獨立格局。這是盧拉能夠勝選的根本原因。

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將社會分裂為兩個絕對對立的同質化群體——「純潔的民眾」與「腐敗的精英」。但是面對經濟問題，面對美國霸權橫行的外部環境，內部的矛盾讓位於外部的危機。盧拉將「國家」視作彌合貧富差距、抵禦外部經濟依附的發展主義工具，用民族主義打敗了民粹主義。

也許有人問，如果能夠帶領國家發展經濟就能夠贏得選舉，那麼執政14年的武契奇為什麼沒贏？問題的根源也是民族主義。

武契奇經常頻繁出席超長電視直播、下鄉直接與村民對話、親自介入地方基建乃至物價問題。他刻意繞過官僚中介與制度化流程，構建「只有我能傾聽人民疾苦、為塞爾維亞抗下地緣重壓」的個人化政治聯結。許多學者將武契奇的路線稱為「技術官僚式民粹」（Technocratic Populism）或「實用主義民粹」。

他的選舉翻車來源於權力操弄過於明顯。武契奇主動辭去總統職務，以普通公民和領銜候選人身份競選，是因為受憲法兩屆總統任期限制，武契奇原計劃通過議會勝選組閣「以退為進」出任總理。在連任兩屆總統後，通過提前辭任並率黨競選議會以謀求轉任總理，被輿論和批評者指責為效仿「普京-梅德韋傑夫式」的權力輪換遊戲。

更為重要的是塞爾維亞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是在俄羅斯和歐洲的夾縫中求存。俄烏衝突激化的不只是俄歐之間的矛盾，更讓歐洲內部將地緣政治對抗、敵我認知拉回到眼前。

在現實政治動員與大眾傳播中，「愛國」往往是民族主義為了規避排他性指責而披上的温情外套。在巴爾幹這片歷史傷痕累累、地緣極度撕裂的土地上，「賣國」則是民族主義者們打出的最具破壞力也最廉價的政治標籤。

右翼與極右翼民族主義派指責武契奇「出賣科索沃與國家尊嚴」，在科索沃問題和對西方關係上「跪得太快、讓得太多」。親西方自由派與公民運動陣營指責其把國家抵押給外部大國，「出賣國家主權、資源與法治」。面對鋪天蓋地的「賣國」指控，武契奇最擅長的防禦策略就是反向指責反對派才是真正的「國家叛徒」與「外國代理人」。

只不過，武契奇長期依靠多邊走鋼絲來維持統治，這種極致的實用主義註定讓他成為「夾心餅乾」。即便武契奇擅長民粹表演，且以國家的利益為考量跳出地緣束縛，向中俄靠攏發展經濟。但是當地緣的鬥爭成為最具熱度的話題時，反對派就以國家的名義將武契奇拉下馬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