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干預瀕死 俄式出兵受限:中國嘗試國際安全新模式

撰文: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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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月1日,從2月24日始於小規模「維和」卻突然轉變成為大規模「特種行動」的烏克蘭戰事已持續了一周。

在這場驟然加劇的風波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等人被突然丟上了同一個舞台。這場冷戰乃至二戰後首次在歐洲發生的大規模現代戰爭正在迅速改變全球政界、財經界乃至軍界人士的認知,除去經濟和戰場之外,美歐主導的國際關係模式在這次風波中也遭遇了明顯的衝擊。美歐、俄羅斯乃至中國自己主張的規則在此期間也都受到了一點考驗。它所引發的一切,也在無時無刻給北京以啟示。

干預的終點

就當前情況看,美國及其麾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宣揚的一套規矩在這場倉促爆發的風波中顯得用處有限。

在開戰第二天,北約方面一面確認「北約已提高了其部隊應對所有突發事件的準備度」,另一面則表示,北約「不會採取任何直接軍事行動支援烏克蘭」。這種立場如北約在2014年頓巴斯戰爭一樣:譴責俄羅斯,然後拒絕烏克蘭加入的請求。

作為歐盟首腦,馮德萊恩以「結束戰事再談烏克蘭入盟」一語成功地搪塞了烏克蘭對加入歐盟的請求,烏克蘭的真實定價也一目瞭然。(美聯社)

直到一周後,北約方面才經由丹麥拿到了一點補充物資。隨着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亦稱「烏克蘭加入歐盟一事應戰後討論」,一種坐視不管的態度隨之呈現,它比起美國在蘇聯解體後推行的「人道主義干預」是大相徑庭的。

對西方世界來說,1993年的摩加迪沙之戰讓美國確立了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實施「人道主義干預」的基本原則,這場導致美兵死亡、「黑鷹墜落」的大戰讓美國把關注的重心轉移到了歐洲以及他更感興趣的中東產油地區,並在媒體包裝下掩蓋了自己侵略行為的實質。

相對於1995年轟炸波斯尼亞、2000年空襲前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的理直氣壯,到2022年,恐怕美國人仍拿不出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證據:即伊拉克製造或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歐各國在回顧伊拉克戰爭時越來越發現自己自說自話界定「獨裁者」、「侵略者」並因此採取不負責任的「人道主義干預」的不合理。這種操作消解了美國自己營造的正義感,同時也讓外界看到其中欺騙與虛偽的一面。

從2014年開始,烏克蘭局部低烈度戰事的發展以及讓當地人習以為常。(新華社)

從本次烏克蘭相關風波來說,美、歐的傳統規則恰恰已成為導火索。根據美方在2017年發布的解密文件,美國國務卿、總統曾先後在1990年蘇聯解體前向當時的蘇聯首腦做過「北約不向東一英寸」、「北約擴張是不可接受的」、「北約中的德國永遠不會針對蘇聯」等承諾,但隨着蘇聯解體,這些承諾全都成了廢話。北約在此後30年間直接推進到了俄羅斯的邊界,北約在華約解體、共產主義式微之際的持續施壓,也最終擦出了此次戰爭的火花。

當前,根據戰事的發展,美歐主導的北約在開戰一周後才想到給基輔送一點象徵意義的武器援助,它無疑意味着舊模式在國際關係的迅速發展中正變得越來越不好用,它終將隨着國際力量的轉移而暴露其本來面目,

模仿的結局

於此同時,相對於西方規矩的縮水,俄羅斯在拋棄了蘇聯時期的國際準則後,其進程似乎也並不順利。俄方似乎也想從「人道主義干預」的操作中學到一點出兵的技巧。但這套法門與他總有不合之處。

隨着當時的美國奧巴馬(Barack Obama)當局在敍利亞問題上選擇存在感較低的「反恐」,而俄羅斯則以存在感較強的軍事介入重新扶植了幾乎滅亡的巴沙爾(Bashir Al-Assad)當局,在俄羅斯於2014年依靠軍事手段奪取克里米亞後,美、俄在干預海外事務上對軍事手段的應用逐漸出現逆轉。但本次烏克蘭戰事的發展終究讓俄方發現了一些事與願違的地方。

首先,以侵略特定國家,推翻其政權為目標的「人道主義干預」需要輿論機器的全力支持。在這一點上,俄羅斯在美歐主導的國際輿論中沒有發聲的空間。

由於主要社交網絡平台、搜索平台、新聞聚合平台大都是美國公司控制下的產業,他們只要採取封號、屏蔽等手段就能輕鬆消滅俄羅斯媒體在外發聲的任何努力。這也讓俄方雖然想到了化用「反納粹」、「反法西斯」等手段,但他們用於宣傳烏軍右翼勢力的聲音始終傳不出去。

其次,俄方在烏克蘭的行動也展示了其五心不定的一面。歐美傳統的「人道主義干預」在於重組政權及奪取地緣政治目標。俄方在行動之初拋出的「反軍事化」、「反納粹」口號固然嚴格體現了其奪取東烏地區及推翻烏克蘭當局的終極目標,但它在落實上就相當欠奉。

相對於其在中東地區全力「反恐」,敢於不惜目標全面轟炸的態度,他在民心未必向着自己的烏克蘭腹地卻仍有憐惜「同胞」,不肯破壞戰區設施的想法。導致其在作戰中揹負包袱,又動輒因「戰爭罪行」遭遇指摘。直到開戰一周後,俄軍才想到主動打擊烏方新聞傳播系統,然而為時已晚。

就開戰一周後的局面來看,俄羅斯由於不具備相應的國際輿論環境,導致其在此後的局面遭遇了全領域的圍攻。譬如在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方面,俄羅斯在各國際組織中宛如賤民。雖然西方大國懾於石油、天然氣和糧食的超級周期,暫不至於在此方向上「制裁」俄羅斯並打擊自己,但俄羅斯終究需要發現他基於西方原則而來的一套新把戲顯然還有繼續改進的空間。

理想主義的空間

相對於彼此學習的美國、歐洲和俄羅斯各方,中國在此次風波中則採取了另一種態度。在開戰當天,中國外交部即呼籲和平的大門永遠都不應被輕易關閉。稱「即便烏克蘭局勢發展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制,採取建設性行為,儘快緩和事態,不要使局勢進一步失控」。這種在戰火點燃之際呼籲和平、呼籲對話且哪邊都不站的態度無疑成為了美、俄之間罕見的一環。

對北京來說,他選擇這種理念與其推進推進區域安全合作的基本理念有關。北京從2013年開始,便認為開展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呼籲「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主動參與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深化有關合作機制,增進戰略互信」。

這使得北京在2014年推進「一帶一路」,以「國際秩序有益補充」自居後邊往往選擇類似角色,進而在2017年確立「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後,拿出了一套充滿理想主義的,呼籲各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的理念。在國際安全因新冠疫情、經濟危機等影響持續動盪之際,這種和平時期的理想主義綱領就在高尚之餘顯出了一點不合時宜。

但無論如何,北京的理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各國安全的確應該是共同、合作、可持續的安全,各方的合理安全關切應該得到尊重和解決。當中國在開戰日仍呼籲各方繼續致力於對話、協商、談判,努力盡快緩解事態,不要使局勢進一步升級時,這種呼籲和平的姿態仍然具備自身不容忽視的價值。考慮到美、俄幾乎如出一轍的干預模式遲早會遭遇類似的問題,因此,即便當前烏克蘭戰事折射出的只有美俄之間的對峙與瞠目相見,但日後外界仍能在特定領域發現美、俄、中各自的國際關係模式引發的並行激烈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