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第三次大起義」背後:兩國方案已死 一國成為現實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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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哈馬斯(Hamas)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佔領多處猶太定居點、擄走平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隨後宣布與哈馬斯開戰,是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以巴首次進入戰爭狀態。

從以色列的視角來看,哈馬斯的閃擊出人意料,輿論因此質疑以色列的情報系統失靈,諸如「以色列911」、「以色列珍珠港」的討論更是鋪天蓋地;但從巴勒斯坦反抗運動的視角出發,這次襲擊是「對以色列壓迫的反擊」,哈馬斯雖只是反抗勢力的一支,不能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卻毫無疑問是以巴衝突的重要行為者。因此,這起事件除了「阿克薩洪水行動」的代號,也被稱作「第三次大起義」(Third Intifada),是繼1987年第一次大起義、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後的新鬥爭。

但儘管事件本身出乎意料,國際的反應卻不令人意外:美國、伊朗各自對以色列與哈馬斯表示了支持,包括沙特在內的阿拉伯國家口頭「支持」了巴勒斯坦,同時出於對哈馬斯的長年厭惡,譴責了「傷害平民的行為」。再看非中東地區的多數國家,立場偏向美國的表示「以色列有權自衛」、「與以色列站在一起」;相對同情巴勒斯坦的,便與聯合國一起呼籲「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

只是諷刺的是,哈馬斯本身曾是「兩國方案」的強烈反對者,這次事件的爆發更是暴露殘酷真相:流於空談多年後,「兩國方案」已經死亡,「一國統治」則是無可否認的現實。

10月10日,拜登對以巴衝突發表演說,批評哈馬斯的攻擊的「徹底的邪惡」。(Reuters)

「兩國方案」為什麼曾經可能

回顧「兩國方案」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聯合國分治計劃:佔人口三分之一的猶太人獲得55%的巴勒斯坦領土,以容納未來移民,佔人口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則獲得45%領土。可想而知,這一分配被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所接受,但被阿拉伯領導人拒絕,戰爭隨後爆發。

這次衝突導致70萬阿拉伯居民逃出巴勒斯坦,以色列則進一步侵吞土地,1949年以色列、埃及、黎巴嫩、約旦和敘利亞簽署停戰協議時,以色列已經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區78%的領土。此後阿拉伯世界持續呼籲「解放巴勒斯坦」,否定以色列的建國合法性,但經歷多次戰敗、全球左翼衰退、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退潮、毛主義武裝轉向聖戰士的時代變化後,巴勒斯坦議題聲勢不再,不僅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力道下降,全球的關注度也持續下滑。

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領導層的立場在1970年代末轉向,接受了與以色列並肩立國的想法,願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僅存領土上建立國家。而這一歷史性妥協,意味著巴方領導人淡化了鬥爭的「反殖解放」色彩,從堅持意識形態走向合乎國際共識的無奈務實。簡單來說,巴勒斯坦的勢弱與退讓,便是「兩國方案」之所以可能的時空背景。

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升級,以色列持續空襲加沙,圖為2023年10月11日在加沙地帶(Reuters)

因此可以觀察到,自1970年代起,圍繞「兩國方案」的外交進程與國際努力日漸清晰,其規劃主要是以1967年雙方邊界、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決議為基礎,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國比鄰而處。這一規劃自1970年代中期起,便在聯合國大會上連年獲得壓倒性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簡稱巴解)也從原本的強烈抨擊,轉為「願意在臨時基礎上接受兩國方案」。

但以色列的立場與各方並不同調。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面臨了抉擇:放棄大以色列(Eretz Yisrael)的夢想,從約旦河西岸撤軍,或是在戰勝的既成事實上,遂行無限期的佔領與吞併。而從後續發展來看,以色列明顯選擇了後者,接著陸續吞併東耶路撒冷、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以及其他的巴勒斯坦領土,並對兩國方案相關談判冷漠以對。

1987年巴勒斯坦發動第一次大起義,以色列似乎受到刺激,終於願意坐上談判桌。與此同時,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面臨了政治上的內外挑戰:對內,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等路線激進、宗教色彩強烈的新勢力崛起,這些勢力反對「兩國方案」,唯一支持推翻以色列,開始不服以阿拉法特為首的世俗「溫和」勢力;對外,阿拉法特在1990年的海灣戰爭中貿然支持伊拉克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結果觸怒了美國與科威特、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所獲金援大幅減少。因此不論對內對外,阿拉法特都需要一個表現機會,既鞏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領導威信,也緩和與西方的緊張關係,而這便是1993年《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的誕生背景。

圖為2000年7月25日,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在大衛營會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和巴勒斯坦總統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經過15天的緊張談判後,大衛營中東和平峰會破裂,但克林頓堅稱在結束以巴衝突方面已取得「重大進展」。(Reuters)

從和平進程的角度來看,這一協議是以巴對「兩國方案」的嘗試;從阿拉法特的立場出發,這一協議確立了巴解與自己對內對外的「巴勒斯坦代表」地位;從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的視角來看,這是工黨等以色列左翼安全觀的落實機會,也就是以「土地換和平」。總體來說,《奧斯陸協議》有以下幾個成果: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成立,西岸和加沙地帶部分地區進行有限自治;國際社會承認巴解是以色列在以巴談判上的合作夥伴,以色列也與巴解相互承認;以巴雙方開始針對「兩國方案」下的以巴邊界、以色列定居點、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維安權與巴勒斯坦自治權共存、巴勒斯坦難民的返回權展開談判。

然而,《奧斯陸協議》沒能取得以巴民意的壓倒性支持,哈馬斯等組織痛批阿拉法特出賣民族尊嚴,拉賓則被指責放棄了「應許之地」,並在1995年被以色列極右份子暗殺。結果以色列沒能依照協議完整執行撤軍,哈馬斯等激進組織也未停下對以色列的恐怖攻擊,最後連阿拉法特都為與哈馬斯競爭影響力,而縱容法塔赫(Fatah)的武裝組織阿克薩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s)襲擊平民。結果《奧斯陸協議》簽署7年後,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兩國方案」的嘗試宣告失敗。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宣布新軍事行動,以色列特拉維夫有建築物起火(Reuters)

「兩國方案」為什麼死亡

在此之後,「兩國方案」的前景愈發黯淡。

首先,以色列政治左翼衰微後,右翼重回執政,其與哈馬斯的衝突自2000年起愈趨強烈,而以方的策略基本上可以總結為「鐵牆」(Iron Wall)政策,也就是展示以色列有能力壓制任何攻擊,同時積極與阿拉伯國家開展互動,讓各方習慣「鐵牆」的存在。而哈馬斯等激進組織的攻擊恰好給了以色列形塑「新大屠殺」敘事的機會,政府借此提醒民眾「非猶太人不可信」,並暗示巴勒斯坦人是猶太人的「永久威脅」,再加上軍事打擊的成功,以色列右翼不斷墊高了對領土、安全和承認猶太復國主義合法性的要求。而其最終結果,就是讓「談判」成為以色列輿論中的負面詞彙,讓「兩國方案」的民意市場嚴重流失。

接著,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加速了「兩國方案」的崩潰。出於在中東培植代理人的戰略需求、國內親以遊說團體勢力強大等因素,即便以色列自1967年起便以定居點持續蠶食巴勒斯坦領土,美國都未讓以色列停下併吞,也沒能迫使以色列為和平做出必要的犧牲。久而久之,以色列也開始相信,自己能在不影響美國支持的情況下採取任何政策,右翼的定居點立場愈發強硬,支持群也在擴大,而溫和派雖持續警告,過激政策可能影響美以關係,卻因現實不是如此發展,而漸漸失去了影響力。

以色列持續空襲加沙,以回應哈馬斯的突襲行動,圖為2023年10月10日加沙市的情況(Reuters)

如果第二次大起義只是象徵「兩國方案」的挫敗,那麼上述兩重脈絡形塑的當今現實,便是「兩國方案」的實質死亡。

如今,「定居者運動」在以色列政治中具有可觀影響力,任何政府要讓近70萬定居者從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撤離,都必須付出極高的政治代價,這也就意味著重回1967年邊界的難度極高,2018年通過的《民族國家法》,更是邁出了在法律上吞併西岸的步伐,意圖追認非法定居點的合法性。簡單來說,定居點的擴張已經積重難返,撤離約旦河西岸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再來,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血仇導致了以巴雙方和平陣營的崩潰,以色列右翼成為主流,內塔尼亞胡即便貪腐醜聞纏身都能重返政壇;巴解的領導威信則持續下降,民眾視國際承認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為「以色列維穩機器」,路線激進的哈馬斯則收穫大量支持,導致談判進程失去了影響力。

而在這一過程中,由以色列「一國統治」的現實也逐漸鞏固。截至2023年,約旦河西岸的土地面積有9.3%為定居點、20%為軍事禁區、20%被以色列宣布為「國家土地」、9.4%位於隔離牆與1967年的邊界間,總共有約60%的地區處於以色列控制下,導致近300萬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A區與B區(佔約旦河西岸面積的40%)中支離破碎的「島嶼」上;加沙地帶雖自2007年起被哈馬斯佔據,卻也同時被以色列嚴格封鎖,且哈馬斯無法控制加沙地帶的海岸線、領空與邊界,讓230萬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缺乏水、電、藥品的擁擠環境裡。

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升級,以方持續空襲加沙,圖為2023年10月11日一名在空襲行動中受傷的男孩(Reuters)

因此從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巴勒斯坦地區,其實只存在一個國家,名字叫做以色列,只不過這個國家實行種族隔離,一部分人群擁有形同特權的公民權,一部分人則被剝奪基本人權,但在後面這群人中,又存在不受控制的武裝「準國家」實體,並且受到伊朗的軍事支持。

而哈馬斯發動的「第三次大起義」,固然無法解決「兩國方案」已死的現實,甚至可能讓情況更糟,但國際這些年只會空談「兩國方案」,即便「兩國方案」死亡的事實已如此明顯,各方仍抱著陳年口號不肯求變,同樣讓情況走到了今日境地。而真正對衝突雙方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對於困局的解決毫無誠意:美國極盡虛偽,一面縱容以色列擴大定居點、一面表示自己支持「兩國方案」,既要政治正確、又要政治利益;伊朗也不遑多讓,表面上高舉「支持巴勒斯坦」的大義旗幟,不斷協助哈馬斯武裝,其實用意就與當初培植黎巴嫩真主黨所差無幾,目的是為伊朗在中東的地緣利益服務,擴大在各衝突熱點的影響力,形成伊朗滲透的既成事實,而非解決衝突。

最終,在大國政治的棋盤上,各方面對巴勒斯坦議題只見政治、地緣、軍事利益,而無務實解決的誠意,也就導致了衝突的持續難止。從「兩國方案」到一國現實,以巴雙方已走過半個世紀,而在下一個50年,如果國際局勢仍是如此,巴勒斯坦人要爭取的,或許就不是建國這般遙遠的幻夢,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權與人身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