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後公民社會的六四　學者：難成禁語　料日後只可個人悼念

本周六是六四事件33周年，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本港舊有公民社會瓦解，六四悼念活動台柱支聯會亦於去年走入歷史，今年是支聯會解散後首個六四，至今沒有民主派組織計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
回顧過去33年發展，作為港人關注的歷史事件，「六四」的涵義在香港社會近十多年出現多重變化，由被視為「薪火相傳」，到被年輕一代嫌「行禮如儀」，再到近兩年連公開悼念活動都絕跡。
有學者表示，難以斷定北京是否打算將「六四」變成香港「政治禁語」，但現實上難以做到，然而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六四被敵對勢力利用作為對抗中國共產黨管治的政治資本，而目前反對勢力已潰不成軍，因此當然會嚴厲取締，預計日後六四紀念活動只可停留在個人行為或私人聚會形式。

長年被視為「反中亂港」　官方忍讓

八九民運期間，香港政界曾無分派別支持北京的民運，後來六四事件發生後，有一批人選擇與中共決裂，另一批人選擇「重新出發」閉口不談，或轉而支持官方。自此，數以萬計市民每年到維園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燭光晚會，人數會隨政治環境有所起跌，但此一傳統從未間斷，亦和本地民主運動緊緊扣連。

在內地當局眼中，八九民運一直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至2021年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淡化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嚴重政治風波」。而支聯會長年的綱領為「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基本上承襲八九民運期間的民主化訴求，他們保留對國家民族的情感，但批評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亦因如此，其綱領及活動一直被親中派視為「反中亂港」。

張曉明：支聯會成員能當選顯示政治包容

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未對支聯會展現太過強硬的態度，據報1997年候任特首董建華曾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要求停辦六四悼念活動，上任後亦曾兩度約見司徒華，要求解散支聯會惟遭拒絕，但董建華事後否認。2011年1月，司徒華逝世，時任特首曾蔭權曾讚揚司徒華「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

此外，根據民主黨的「六人報告」，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談判政改時，時任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曾經提出，希望民主黨逐步疏遠支聯會，但不為民主黨接受。不過後來中央方面沒有再提出疏遠支聯會的條件，政改順利通過，顯示中央當時對支聯會態度雖然並不喜歡，但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忍讓。

於2014年，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曾在閉門會面指，在「一國兩制」下宣稱以「推翻一黨專政」為宗旨的支聯會，還能舉行各種活動，支聯會成員還可以當選立法會議員，本身就體現一種很大的政治包容。

本土意識興起後：集會人數少反顯國民身份認同弱

2012年起，隨著兩地經濟民生衝突加劇、本土意識興起，再演化至2014年的佔中、2015年「光復行動」等，六四在本港政治版圖上的涵義亦開始出現變化。例如2013年起，有本土派組織不滿支聯會悼念六四的「愛國愛民」口號，另起爐灶悼念六四，又批評舊有悼念儀式「行禮如儀」、「大中華膠」，甚至認為六四歷史與新一代香港人關係不大，多間大學學生會陸續拒絕參與六四相關活動，有世代「割裂」意味。

在官方態度上，六四歷史繼續是政治禁忌，但對香港悼念活動的態度也曾產生變化。如在2018年，《香港01》曾收到建制派消息透露，北京對六四集會「患人少不患人多」，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參與集會人數下跌，可能側面折射出本土以至港獨思潮仍未熄滅，新一代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薄弱。

後修例風波：叫囂「結束專政」者成「真正大敵」

2019年修例風波中，傳統民主派勢力與激進派出現一定程度的「合流」現象，並曾參與游說外國制裁中港官員等行為，觸動中央神經。根據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的分析，2019年發生的種種事件，驅使中央對舊有的反對派徹底死心。

於是自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中央及特區政府進行了一系列被形容為「撥亂反正」的舉動，在政治層面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及嚴厲打擊街頭示威外，期間多個具代表性的民主派團體如教協、職工盟、民陣先後因政治壓力而解散。

國安處質疑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　核心被控

2021年6月，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慶祝中共建黨百年的論壇上表示，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香港「真正大敵」，強調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維護「一國兩制」、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

2021年8月，警方國安處去信支聯會多名常委及相關團體，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要求交代過去8年財政、會議及活動紀錄，支聯會常委之後召開記者會，表明不會按警方要求提交資料。同年9月8日，警方拘捕多名支聯會常委，指他們未有按要求提供資料；翌日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以及支聯會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至9月25日，支聯會通過決議解散。

▼支聯會去年解散　前核心被控▼

「紅線」一併收緊　譚耀宗：支聯會「打著紅旗反紅旗」

在政治環境劇變過程中，政府對六四紀念活動的態度也出現變化。例如警方於2020、2021年均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並對堅持到維園集會的人士嚴厲執法、起訴，去年更封鎖維園防止市民硬闖。其他與六四相關的周邊活動或團體亦受影響，如六四紀念館去年六四前夕因牌照問題，被控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罰款8,000元，實體紀念館現時亦已關閉，改以網上形式展覽。在上述背景中，各大學的六四相關藝術展品如港大「國殤之柱」、中大民主女神像等遭校方移走。

與此同時，北京官員及建制派代表人物的論述，也開始提及愛國與擁護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去年明確表示，愛國者絕對不能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 ，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實乃自相矛盾；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去年接受《香港01》訪問時亦曾提到，支聯會等組織糾纏在當年處理的問題上，看不到國家後來的進步，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只是「表面上愛國」，實際上是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最終與反中亂港和影響國家安全沒有分別。

演變至今日，今年民主派已沒有計劃辦六四集會，僅個別人士或會有零散的私人活動，「以自己方式傳承歷史」。立法會唯一標榜非建制派議員、新思維狄志遠近日被多次問到個人對六四紀念方式時，皆未正面回應。

蔡子強：當局對六四禁制非防疫要求　乃政治警戒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指，過往一直都向內地來港「交流」的人士表達此一觀點：舉辦和參與六四集會的，其實都是對中國懷有感情的人，活動過去一段時間受到本土派口誅筆伐甚至上台衝擊，支聯會亦兩面受敵，愛國份子覺得這是「顛覆活動」，本土派認為是「中了中國情花毒」：「不過我很明確表示，仍會關注六四的人，都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無論他們對中國政治現狀如何批判，終究都有國家民族感情，對中央而言，總好過一些對六四無感的本土派。」

不過他指，近年國際政治環境、內地國策、中央領導人及本港政治環境都有變，種種因素之下，中央對「六四—支聯會」的研判亦產生變化，國安意識和介心變得極高：「以前（中聯辦前主任）王志民仍然會說『結束一黨專政』是個偽命題，因為中國根本不是實行『一黨專政』，但很明顯現時官方已不是這樣看待。在舊日，司徒華是一名愛國者，但以今日的標準，相信他也會被拘捕。」他指，目前有關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仍在審訊，未知法庭最終如何介定支聯會口號，但顯然在官方眼中，支聯會的綱領已是政治禁忌。

蔡子強表示，過去兩年六四收集過一些維園現場資訊，基本上凡於六四當日在維園附近停留、點蠟燭或開手機燈光，再加上是穿黑色衣服的年輕人，警察都會特別敏感，主動驅趕和警戒他們，「這明顯不是一些衞生、限聚的要求，而是政治上的警戒。相信即使之後沒了公共地方限聚令，只要是以六四為理由申請集會，政府也很大機會不容許。」

他指，難以估計官方對在港悼念六四的態度和最終目的為何，但會關注到現時的社會氣氛如此低迷，一些有參加六四集會習慣、擁抱中國情懷的人，會否因為連六四紀念活動也被取締，對現狀更加心灰意冷。

劉兆佳：六四背後民族感情　包含對中共逆反情緒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中央及特區政府肯定不想六四繼續被敵對勢力用作在香港挑動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與中國共產黨對抗、在香港製造政治分化對立、打擊愛國力量及撈取政治資本，而《國安法》實施後，某些六四活動有可能出現違法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他指，過去港府對反對派及其支持者有所忌憚，但現在反對派已經潰不成軍，有空間作更嚴格規管。

他又認為，近年愈來愈多港人看到蘇聯解體、國之不國的情況，以及美國及西方對中國的遏制，對六四風波有新的和複雜的體會，相信積極參與六四活動的人會愈來愈少。

被問到中央最終目的，是否讓六四在香港成為像在內地一般的「禁語」，劉兆佳表示不揣測中央意圖，但認為現實上難以做到，而相信未來六四相關活動都會變成個人行為或私人聚會。他又相信，中央從來不打算借助六四培育年輕一代對國家的感情，尤其這種感情可能包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的逆反情緒，因此歷史教育及國情教育更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