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存儲晶片龍頭長鑫科技上市後股價暴升，不僅寫下A股資本神話，也是「合肥模式」證明地方政府可在關鍵產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重要教材。香港社會對長鑫關注，除了驚嘆其撼動全球半導體格局的宏觀意義，也應參透其背後的經濟治理邏輯。當全球經濟治理思維主流由自由放任轉向產業政策主導，正試圖以北部都會區撬動經濟轉型的香港，能否從合肥的「耐心資本」中參透經濟治理的真諦，徹底告別「積極不干預」的迷思？這不僅是一場經濟轉型，更是一場刻不容緩的管治思維革命。

長鑫資本神話背後：合肥國資的十年佈局

長鑫如何捲起狂潮，要由2016年說起。當年長鑫科技以合肥市屬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在合肥成立，由合肥市屬的合肥產投集團出資144億元、佔總資本額高達80%。至2025年底，合肥國資體系累計投入約248億元，持股近四成，而隨住長鑫科技上市首日股價由發行價8.66元升至49.5元，合肥國資體系持股對應市值升破一萬億元。

長鑫的成功絕非單純的資本豪賭，而是精準踏中了中國產業升級與全球半導體格局變化的歷史脈絡。當日本與韓國記憶體巨頭將資源轉向高毛利AI晶片之際，中國龐大的新能源汽車與智能硬件產業對傳統DRAM晶片有䟘海量需求。長鑫憑藉國產化設備與產能填補了這一全球空缺，實現了資本與國產替代升級的雙重爆發。放眼全球，從韓國三星到美國美光，背後無一不疊加着國家級產業政策與資本的強烈支撐，方能開花結果。

長鑫的爆發令「合肥模式」再被關注。「合肥模式」早在2008年起動，當時液晶屏幕制造公司京東方（BOE）深陷資金及產能困境，打算投建國內首條第六代薄膜電晶體顯示器（TFT-LCD）生產線，作為家電生產基地的合肥看準機會注資引入。時至今日，京東方已是全球顯示屏龍頭，出貨量全球第一，而合肥已將京東方的股權變現，據估算從中錄得超過140億元帳面收益，亦令當地由家電生產基地變成了新型顯示器產業集群。

從京東方到蔚來：「合肥模式」的產業生態鏈

只看成功時結果易墮盲點。成功的背後合肥亦要承受不少風險，合肥引進京東方時，全年財政收入僅161億人民幣，但卻承諾最高「兜底」90億人民幣，首期實投的30億人民幣亦佔全年收入近兩成，更為此暫緩建造地鐵。至於長鑫科技，合肥承受了十年無賺錢、虧損超過360億元的壓力，其間從未減持。

敢承擔風險之餘，合肥更着重建立完整生態鏈，才確保可以將投資風險化解。以新型顯示器產業為例，合肥透過京東方作為「生態鏈主」企業，成功吸引了超過180家上下游企業落戶，形成本地配套率逾85%的產業集群，將單一企業的商業風險，稀釋為整體產業生態的協同效應。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合肥將從蔚來收回的70億本金為支點，吸引整車、零部件企業進駐，令當地新能源汽車產量升至全國第一，產業總產值突破3000億元。

2008年，合肥GDP總量不足1700億元，在全國省會城市中毫不起眼；如今，其GDP已突破萬億。英國《經濟學人》直指，這座內陸城市的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地方政府投資與私營企業合作，帶動高端製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香港初涉產業政策　創科生態圈仍待完善

重拾「產業政策」已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常態，即使在西方大國，對新自由主義批判也日益強烈。反觀香港，過去四十多年皆由金融利益及自由放任主義主導，港府長年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鼓吹「大市場、小政府」，導致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忽視長遠經濟規劃，產業結構單一。

近年港府對高科技產業展現前所未有的關注，對吸引外地人才及培訓本地科技人才展現決心，並啟動再工業化的舉措，都是好的開始。政府主動規劃產業多元化，不再抱殘守缺，試圖打破僵化迷信自由放任主義的枷鎖。現屆政府成立的港投公司透過620億元啟動資金，成立兩年累計投資超過200間企業，涉足新一代人工智能、腦機接口、商業航天、跨境金融基建及量子計算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更明言，可考慮透過港投公司投資進駐北都的企業。

合肥國資的成功，核心不是豪賭芯片或重金下注什麼產業，而是長期產業陪伴、跨周期戰略定力、資本與產業政策協同，在於以「耐心資本」和「投行思維」實現從由招商引資跨至產業培育。相比合肥傾全市之力注資龍頭企業的魄力，港投公司的620億元分散投資，能否發揮足夠的槓桿效應，有待觀察。更核心的問題在於，香港公務員體系是否具備合肥的破局思維。面對動輒數年未必有回報的深科技投資，港府又是否能夠建立起足夠的「容錯機制」與跨越政治周期的戰略定力？

此外，香港基礎科研（R&D）投入長期偏低，製造業早已式微，單靠北都的土地規劃，能否真正激發科研熱情，打造出融通產、學、研、投的完整生態圈，仍是未知之數。政府如何激發市民的科研熱情，港投又是否能肩負更多責任，打造一個融通高等院校人才、創業基礎設施和風險投資環境的完整生態圈？

北都破局關鍵：告別地產經濟　擁抱跨周期風險

合肥成功後，內地不少城市爭相模仿，但武漢弘芯、濟南泉芯等失敗收場的例子亦有不少，從成功的經驗中學習之餘，亦要從失敗的個案中警惕自己，才不會令北都數以千億的投資「打水漂」。

香港不大可能簡單複製合肥的「股權財政」，但應該吸收其「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核心精神，解放思想。事實上，香港有不少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港府正進行五年規劃，北都未來如何發展，是港府的考卷，也是破局的答卷，而若想令北都真正成為新的經濟引擎，香港需要更主動融入大灣區的產業分工網絡，利用香港的大學科研、普通法IP保護與國際資金，對接廣深莞龐大的製造產能與應用場景。

在全球供應鏈劇烈重構、大國博弈加劇的今天，留給香港經濟轉型的時間窗口正在縮窄。長鑫熱潮、合肥模式給北都發展以致香港經濟轉型的思想改革帶來的終極思辯在於：香港缺乏的是創科產業的土地，還是敢於「積極」告別積極不干預迷思、主動融入國家產業格局、承擔跨周期風險的體制與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