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讓世界重新開放起來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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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上星期日(1月8日)通關後,首五天出入境人次逾二百萬。亞洲國家率先再次見到不少中國遊客的身影,泰國更由副總理在曼谷機場歡迎首批重臨的中國旅客。泰銖踏入新年以來搶高超過三個百分點,亞洲新興貨幣普遍看漲。高盛更因為中國早於預期重新開放,估計歐元區今年度可以保持增長勢頭,避免陷入經濟衰退。

內地重新開放,對中國經濟以至環球經濟都是好事,對中國人以至外國人也是好事。簡單如幾個中國人去泰國旅行,先是航空公司有生意,旅行社也可能受惠,然後是泰國的酒店有客入住,零售商戶的貨品也能夠賣得出,還未算上遊客所得的觀光體驗和心理好處。而中國對外通關也不只是內地人出行,外國人也可以自由前往中國旅行,遊覽名山大川。開放旅遊本質上就是互惠互利、經濟共贏的最好例子。

韓國跟日本一樣,對中國入境的旅客實施較嚴的防疫措施,中國政府因而停發兩國公民的簽證(REUTERS/Kim Hong-Ji)

政治壓倒經濟的不幸

但在中國重新開放的此際,日本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提交新冠檢測陰性證明,入境後亦要再接受核酸檢測,並限制航機只能使用東京成田、羽田機場、大阪關西及名古屋中部四個機場。韓國亦不遑多讓,同樣要求從中國入境的旅客出示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入境後要進行核酸檢測,以及航班只可使用仁川機場。入境防疫政策當然沒有問題,但日韓的措施唯獨針對中國旅客。而即使是日本官方的統計,中國開關前後前往當地的遊客陽性比率只是約三個百分點,數字比起香港放寬至「0+0」前的抵港旅客陽性比例還要低。維持着只針對來自中國旅客的防疫要求,無疑是科學為名、歧視為實,賠上兩地民眾的正常交流以及經濟活動。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國人是在日本消費最多的遊客群體。而日本在經歴日元貶值至三十年低位之後,去年10月重新對遊客完全開放,正值最好時機藉着便宜的匯價吸引遊客,透過復甦旅遊業以振興經濟。但此際日本不但針對中國遊客,首相岸田文雄更與英國簽署防務協議,准許對方在日本部署軍隊,毫無疑問地劍指中國。在大洋彼岸,美國眾議院成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審查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不久前才勉強當選議長的麥卡錫,帶着要拉攏右翼政客以至兩黨主流支持的政治動機,明言對未來一個的重大擔憂是美國落後於中國。不甘後人、力爭上游是人之常情,但美國過去當然是有利可圖才會投資中國,現在推倒合作甚至要經濟脫鈎,本質上跟日本針對中國旅客差無幾,都是政治壓倒經濟。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合作必然比起對抗好。這是為什麼在華關稅的問題上,美國財長耶倫和商務部長雷蒙多都支持減稅,壓抑物價通脹,紓緩民生開支。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國務卿布林肯卻未必這樣看,因為他們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既然認定了中國是不可信任的,並要以維持美國當前地位為目標,即使經濟脫鈎是損人不利己,他們也會在所不惜。由特朗普政府到拜登這一屆的對華政策反覆矛盾,舉棋不定,反映的也是政治猜忌和經濟合作兩種思維的掙扎。當然總的來看,也是政治不幸地壓倒了經濟。

首爾明洞不少商戶期待遊客重臨。尤其是中國疫情前放寬了限韓令,赴韓遊客人數曾經創新高。(REUTERS/Kim Hong-Ji)

經濟是最大的內政和外交

但不論是美國總統拜登,或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是英國首相辛偉誠,他們的最大政治其實就是經濟。美國政府以及聯儲局這一年來,最大的任務就是盡快控制通脹,同時間避免經濟陷入衰退。日本要走出失落的三十年,要逆轉人才流失的趨勢,也要應對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壓力。英國更是不用多說,醫護人員罷工,鐵路工人罷工,最新連大學教職員也即將加入行列。這裏所說的任何一個經濟問題若是解決不了,都足以令民怨沸騰,甚至在下屆大選中「票債票償」。那麼經濟又怎不會是他們的最大政治?

從某一個角度看,拜登、岸田、辛偉誠跟習近平、莫迪以至盧拉都是一樣的,同樣面對着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任務,同樣要以此維繫或者延長自己的執政地位。而且他們都可以透過彼此合作,不論是引入外資、出口貿易或是促進旅遊,來實現更好的經濟成果。所以在國與國、政府與政府之間,經濟從來也是他們的最大政治。近代歐洲殖民海外是因為經濟,美國克服大蕭條而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國也是因為經濟,冷戰後長達三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也是由經濟合作以及自由貿易所推動。

現在說「全球化」,好像顯得過時。「脫鈎」才是這個時代的關鍵詞。但就如歴史沒有在冷戰後終結,民主也沒有因為特朗普已死,全球化也不會因為地緣政治或者新冠疫情而戛然而止。台積電在計劃設廠日本,而且考慮進駐歐洲;比亞迪打算加快在印度擴張市場,甚至不排除到當地生產汽車;去年中國出口再增長七個百分點,達到近3.6萬億美元的紀錄新高。政治上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思維仍未結束,但經濟上合作互惠的紅利仍然存在,並且是克服政治歧見、求同存異的最重要基礎。

中國1月9日的首班旅客抵達泰國後,獲副總理等政府官員歡迎。當地預計今年中國旅客人數將達到700至1000萬人次。(REUTERS/Athit Perawongmetha)

要開放的不只是經貿旅遊

事實上,政治分歧從來都不是放棄合作、惡性鬥爭的理由。美國不是因為中國改行了西方民主而與之建交,也不是因為蘇聯結束了共產統治而緩和關係,老布殊在六四事件後更從未放棄與北京鞏固關係。恰恰相反,愈多的經濟合作,愈全面的接觸和交流,才是化解政治分歧的關鍵。就好像中日民眾不管因為歴史、政治或者疫情而有齟齬也好,當中國人到日本消費,日本人到中國觀光,每一句招呼、每一個交流,都讓彼此最真實地意識到歧視、隔閡、惡意是何等的不必要。

年終與歲首交接之間,秦剛接替王毅出任外交部長。他在卸任駐美大使之時,數算的是過去與美國各界多少交流,強調的是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你輸我贏、你興我衰」。展開新職,他高舉的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顯而易見,中國外交不只以中美關係為核心議題,而且外交方針仍然都是一以貫之,以發展和合作來求同存異。秦剛首站出訪非洲,談投資、商發展,反映的都是經濟合作為先的硬道理。

經濟先行、政治次之的「吃飯哲學」,一些人看不起,認為低層次。他們自詡後物質主義,講求的是崇高的政治理念。但即使在英國,倫敦人還不是要為着加不加薪的問題而要聲嘶力竭?在香港,商戶小店還不是要期待着通關,遊客重臨,以恢復生意?中國重新開放,遊客往來可期,提醒着我們經濟的重要,交流的可貴。而所謂「開放」亦不只是經濟、旅遊、貿易的開放,更加應該是思想上的開放,不抗拒差異,不懼怕分歧。在社會撕裂、政治紛擾不休的當下,通關其實有着非常深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