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羅浚軒

家福會公布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數》顯示，2026年家庭幸福指數為6.09分，較去年上升0.03分。單以整體分數而言，屬於止跌回升的正向訊號。然而，若把焦點放在心理健康與社工實務，分數的上升不宜被過度解讀為情緒風險同等下降。原因在於，調查同時揭示了「家內孤島」與「孤獨」等指標，表示部分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連結並未隨着生活面向改善而同步修復。對助人工作者而言，幸福指數可以作為家庭福祉的宏觀參考，但真正影響心理健康的，往往是關係的可近性、可傾訴性（ability to talk）、以及支持是否能在需要時被有效接住。換言之，家庭運作未必等同於心理安全；日常生活能維持，不代表情緒需求能被理解與回應。

正視「家內孤島」與孤獨風險

第一個值得關注的心理健康論點，是幸福指數回升可能存在「平均數遮蔽」現象。整體指數上升幅度不大（0.03分），而且指數由多個面向彙整而成。當其中某些面向改善（例如家庭資源或生活平衡），平均數可能回升，但若情感連結與支持系統在特定群組仍然薄弱，仍可能持續出現孤獨與情緒壓力。例如調查指出，全港約52萬人處於「家內孤島」，即不願與家人、朋友或AI傾訴心事；同時亦有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被界定為「孤獨」。從心理健康角度，孤獨不只是缺乏陪伴，而是主觀上感到不被理解、不被接納，或與他人互動缺乏情感深度。當這種主觀感受長期存在，容易導致焦慮、抑鬱風險上升，亦會影響求助行為與人際信任。故此，幸福指數的回升不應被視為心理風險已被全面處理，而需要更細緻地分析孤獨、傾訴障礙與支持系統的落差。

第二個論點是「家內孤島」反映的可能是求助障礙，而不單是溝通意願不足。調查所謂「不願傾訴」的背後，可能包含多重心理因素，例如害怕被責備、擔心被否定、覺得說了也無用、或過去曾因傾訴而產生衝突與失望。從家庭系統取向看，家庭溝通若長期呈現失衡，成員會逐漸學會「不說比較安全」，形成沉默的互動循環。久而久之，情緒變成難以表達的負擔，關係從「可互動」轉變成「維持功能」。社工在介入時若只建議「多些相處」或「多談心」，可能忽略了真正的核心：需要先理解為何不敢說、為何不被接住。實務上，社工可透過情緒覺察訓練、家庭溝通技巧（例如如何回應感受而非立即解決問題）、以及安全對話的建立，讓傾訴不再等同於風險或羞恥。

第三個論點是孤獨可被視為公共衞生與風險管理議題，而非單一個人問題。調查加入「孤獨」相關問題並探討與家庭幸福、AI互動的關係，正反映孤獨已被世衞視為需要系統性回應的公共衞生課題。對社工而言，這提示我們服務設計不宜只依靠個案自發求助。若把孤獨納入風險分層，就能更早識別高風險族群：例如在家庭內難以傾訴者，可能需要先建立接觸性（能否被看見與被接近）；對於已經明顯感到孤獨但仍不傾訴者，則需先處理阻礙求助的心理機制，再逐步建立支持網絡。這種做法能避免服務僅在危機出現時才介入，使心理健康支持更具預防性、持續性與可及性。

重塑家庭的「情緒承接能力」

第四個論點與調查中AI相關結果直接相連。調查顯示18至29歲受訪者中，有四成（41%）表示願意向AI Chatbot傾訴心事。從青年心理健康角度，這不必然意味着青年「不需要人」或「不擅長人際」。社工更值得探問的是：AI提供了什麼？例如AI可能提供即時回應、降低評判壓力、允許匿名與重複表達、並讓使用者能在情緒未必清晰時先把想法整理成句。若青年在家庭內或同伴支持中感到缺乏安全、難以被理解，AI就可能成為一種過渡性情緒支持工具，讓情緒先被緩解或被整理。換言之，AI在此可能扮演情緒急救站（emotional triage）的角色，而不是永久替代關係的最終方案。因此，社工的介入方向可以是：肯定AI作為整理工具的價值，但同步引導青年把AI協助後的核心情緒與需要帶回真人支持系統（家人、朋友、或專業服務），以免支持停留在單向互動，導致關係修復仍然缺席。

第五個論點則是「AI傾訴比例偏高」可能反映家庭情緒承接能力不足。調查亦指出，在18至29歲中，撇除不認識AI的受訪者，有七成（71%）相比AI更願意向朋友傾訴，但與AI相比願意向家人傾訴的比例只有約58%，顯著低於30歲或以上組別的近八成（78%）。這種落差在社工視角上可被理解為：青年在家人面前未能獲得與其期待相符的情緒回應方式。可能的情境包括：家人偏向提供立即建議而忽略情緒本身、討論情緒時容易出現價值評判或責怪、或家庭傾談缺乏固定時間使對話不易成形。社工因此可把重點放在家庭內「情緒回應能力」的培養，例如訓練家人如何反映感受、如何進行同理回應、以及如何在不威脅關係的前提下提出支持。若只要求青年「多與家人相處」但不改善回應質量，青年仍可能因不安全感而選擇替代性的傾訴出口。

將心理福祉轉化為持續支援

第六個論點涉及結構性因素：收入差異與家庭壓力可能會放大孤獨與沉默。調查顯示不同收入層的幸福指數存在差距，且在月入略低於本港收入中位數的群組中，幸福指數甚至低於整體平均值。社工在分析此現象時，可將經濟壓力視為心理健康的背景變項：收入不足可能導致時間匱乏（長工時或兼職）、居住空間壓力、以及日常生活的持續緊張。當家庭成員長期處於高壓狀態，耐性與情緒彈性下降，傾訴更容易變成衝突點或無力感的來源。故此，心理健康介入若能與實際支援（例如福利、喘息服務、育兒或照顧支援、職業與家庭協調資源）同步，更能提升介入的可持續性。否則個案可能在情緒層面被鼓勵傾訴，但在現實層面仍缺乏能改變生活壓力的支持，導致改變難以維持。

綜合以上觀點，家庭幸福指數的回升固然值得肯定，但調查同時呈現的「家內孤島」、「孤獨」與青年向AI傾訴的趨勢，提醒社工必須把心理健康視為需要被看見、被介入、並以風險分層方式處理的議題。建議助人工作者在實務上採取三個方向：其一，釐清不傾訴的心理與互動原因，協助家庭建立安全、可理解的溝通模式；其二，將孤獨納入風險管理，提升服務可及性與預防性；其三，在倫理與安全前提下理解AI作為過渡情緒支持工具的價值，並逐步引導青年把情緒整理成果帶回真人支持與專業資源。只有當關係品質與支持系統同步改善，幸福指數的上升才可能真正轉化為持續的心理福祉。

作者羅浚軒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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