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專欄

香港的士行業嚴重老化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近期出現的交通意外，再次將香港市民對傳統的士行業的積怨推向頂峰。社會憤怒可以理解，但若討論只停留在「高齡司機應否即時退場」，便容易把一個結構性問題，誤當成個別長者的道德或能力問題。一邊是市民出行的安全底線亟待守護，一邊是數萬高齡司機賴以謀生的方向盤，如何在公共安全與弱勢社群生計之間找到平衡，成為香港交通治理無法迴避的社會考題。

「退不下來」的結構性根源

香港的士司機老化並非新鮮事。據運輸署統計，截至2025年2月，全港21萬名持牌的士司機中，60歲或以上的高達13.1萬人，佔比62%；70歲以上者更達3.7萬人，佔17.7%。換句話說，街上每五輛的士中，就有一輛的方向盤握在七旬長者手中。是什麼，讓這些本應頤養天年的老人，在暮年仍然離不開方向盤？

高齡司機「不敢退休、無法退休」，是老齡化加劇的核心症結。香港眾多的士司機為自僱人士，缺乏完善的退休保障，強積金回報難以支撐晚年生活。大多高齡司機背負家庭重擔，需贍養高齡長輩、補貼家用，部分長者身患慢病仍堅持開工。在香港高物價、高房租的生存壓力下，停手即意味着斷收入、陷貧困。同時，本地就業市場對高齡求職者極不友好，50歲以上失業者再就業薪資普遍縮水三成以上，保安、清潔等崗位競爭激烈、體力要求高，的士工作時間相對自由、入行門檻適配高齡群體，成為多數年長從業者的唯一退路。

安全與民生並非對立

然而，無論背景如何值得同情，道路安全是不能妥協的公共利益。

每當高齡司機釀禍，社會總會出現「一刀切」設的士強制退休年齡的呼聲。然而，單純以年齡論斷風險，難免失之偏頗。參考2023年每千名持牌司機的交通意外率，70歲及以上年長司機的意外率為19.5，遠低於25至29歲年輕司機的61.1。經驗豐富的長者司機，未必比年輕司機危險。問題的關鍵，不在年齡本身，而在於：司機的突發疾病風險、疲勞駕駛程度、以及社會保障的缺位是否在無形中將公眾推向了風險邊緣。

體格證明改革是第一步。三年前政府便提出優化高齡商用司機體檢機制，將體檢年齡門檻降至65歲、實行一年一檢，但遲遲未落地優化細則，現行體檢項目流於表面，大多僅測血壓、視力，缺乏針對心臟功能、認知能力及突發疾病的全面評估。當「帶病開工」因經濟壓力成為常態，悲劇便難以杜絕。

治理行業老齡化，絕非簡單「限齡清退」，更不能放任風險蔓延，內地、台灣、日本等多地的成熟治理經驗，為香港提供了兼顧安全與民生的平衡思路。各地均立足自身情況，搭建「分層年齡管控+精細化體檢+彈性退出保障」的多元體系，既守住安全底線，也兼顧從業者生計。

內地明確職業司機63歲強制退休制度，同時配套階梯式管控，針對不同車型劃分駕駛年限，嚴控高齡高危駕駛行為，從源頭規避道路風險。台灣細化年齡規制，將的士司機從業年齡上限設為70歲，區別於大型車輛的68歲上限，同時要求高齡從業者定期完成視力、聽力、認知功能、反應能力全方位檢測，未達標者不予續證，實現彈性合規管理。日本面對深度老齡化，建立完善的高齡司機監管體系，70歲以上司機更新駕照需參與專項安全培訓，75歲以上必須強制完成認知評估，排查失智等風險；同時推行駕照返還獎勵制度，以公共交通折扣、醫療減免等福利，鼓勵長者自願退出駕駛崗位，柔性化解高齡駕駛難題。

完善退休保障吸納行業新血

任何改革若只講安全，不講承托，終究難以服眾。對一批年屆古稀仍要上路的司機而言，問題往往不是不知風險，而是沒有退路。故此，政府若要提高門檻，亦須同步提供轉型支援，例如協助部分高齡司機轉任車隊管理、客服、培訓或站頭調度等較低風險崗位，並研究如何與長者就業支援及退休保障政策接軌。

真正能從根本上紓解這一困局的，是重塑香港點對點交通的整體生態。網約車合法化即將落地，這是一個不能錯過的歷史機遇。網約車平台的數據化管理，天然具備對司機資質、行駛狀況、服務評分實施精細化管控的能力，平台可實時監測司機疲勞狀態，乘客亦可透過評分系統形成市場淘汰機制。更重要的是，網約車入行門檻相對靈活，收入模式更具彈性，對年輕一代具有真實的吸引力。只要政策配套得宜，網約車完全可以成為吸納年輕司機進入點對點交通服務的主要渠道，從而自然地改善整個行業的年齡結構。

然而，吸引年輕司機入場的前提，是市場必須有足夠的空間。若網約車牌照數量受到人為壓縮，市場競爭不充分，年輕人的進入意願便會大打折扣，行業老齡化的根源依然無解。因此，政府應大幅度放寬網約車牌照的發放數量，讓市場決定供需，而非以行政手段人為製造稀缺，繼續保護一個日益老化、服務質素參差的壟斷格局。與此同時，網約車作為全新的規管領域，可以在一開始就完善年齡規制體系，通過廣泛公眾諮詢、業界調研、專家論證，科學設定網約車司機年齡上限，建立全新的行業准入標準，避免重蹈傳統的士行業老齡化覆轍。

說到底，乘客安全與照顧弱勢，不應被描繪成二元對立。保障市民免受高風險駕駛威脅，當然是政策底線；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靠的不是把所有責任推向個別老人家，而是以制度方法處理退出、補充與承托三個環節。讓年輕人願意入行，讓長者能安心退休。這才是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應有的治理智慧。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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