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專欄

從人類學視角審視，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群人適應特定自然與社會環境所產生的行為模式與知識體系。其本源是團結宗族、適應自然，乃至於今日社會經濟角色再為其賦能為文化產值，或虛無浪漫化為「集體記憶」或「文化瑰寶」。非遺即生活，它不依附於民族情感，而依附於實際需求。香港作為世所知名的移民城市，其非遺源頭大多不在「本地」，而在「嶺南」。這不是情感論述，而是遷徙史與技術史的事實。

人口流動帶來文化移植

香港的非遺清單收錄507個項目，絕大部分並非本地原創。粵劇源自廣州府的戲班傳統，涼茶是嶺南地區應對濕熱氣候的藥用配方。這些項目傳入香港的時間，與內地移民潮高度重疊——二十世紀上半葉，大量珠三角居民因戰亂與經濟原因南遷香港，同時帶來了節慶儀式、烹飪技藝與表演形式。

澳門的情況類似。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雖被列為國家級非遺，但其基底是葡萄牙烹調法與東南亞、非洲食材的混合，並非澳門本土憑空創造。而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澳門立足，又與明代中國的海貿政策相關。

文化從來不是封閉系統的產物，而是人口流動的副產品。香港與澳門的非遺，本質上是中華文化向外輻射、西方文化逆向輸入的節點。

外來文化在本土落地生根

任何外來文化進入新環境，都必須經歷功能調整與形式改造，否則無法存活。以港式奶茶為例，其技術核心如拼配茶葉、絲襪濾網、反覆撞茶，都並非嶺南原有的沖泡方式。嶺南傳統飲茶以單一品種的烏龍或普洱為主，港式奶茶的出現，是英治時期引入的紅茶消費習慣，在香港茶餐廳環境中結合的產物。

從粵港澳三地的非遺分佈，可歸納出三種模式：（一）傳承者（如粵劇、舞火龍、涼茶）：直接繼承嶺南文化核心元素，三地差異最小；（二）融合者（如港式奶茶、土生葡人美食）：在同源基礎上因地制宜，融入本地元素，形成獨特面貌；（三）創新者（如以香港戲棚搭建技藝搭出籃球機）：在同根同源的基礎上適應現代需求，演變出全新形式。

藝術來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非遺隨着人走，但人到了新環境，必然適應新的水土、食材與生活方式。澳門的土生葡人美食不等於葡萄牙菜，香港的港式奶茶也不等於錫蘭紅茶。非遺不是一成不變的化石，而是活生生的、會呼吸、會變化的生命體。

粵港澳承載共同文化記憶

飲食是人類學研究文化變遷最直接的切入點——因為食物可以被追蹤、測量、比較。叉燒、燒鵝、雲吞麵，香港的做法與順德、廣州的傳統存在差異，但技藝傳承鏈條清晰可溯。人類學家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文化不是「屬性」，而是「關係」。香港的飲食非遺與內地的關係，不是「模仿」與「被模仿」，而是同一技術體系在不同制度與資源條件下的分岔。然而，分岔的前提是曾經在同一條軌道上運行——沒有共同的起點，就沒有可識別的差異。

粵港澳三地地緣相接，同屬嶺南文化圈，承載着共同的文化記憶與情感紐帶。這份記憶與紐帶，正是三地非遺「同源共流」的根基。香港的非遺清單涵蓋507個項目，大量項目都來自嶺南文化這條共同的根。其技術源頭、人群遷徙路線、制度設計參照對象，三者均指向同一方向。承認這一點，不是政治表態，而是尊重人類學的基本觀察方法：文化遺產的歸屬，由實際發生的歷史聯繫決定，而非由當代人的主觀意願改寫。

當香港非遺名錄上絕大部分項目可與嶺南地區的傳承接上，其技術鏈無法繞開中國，這或可證明：在一國兩制之下，文化認同自有其客觀基礎。

文化不可強行移植只能自然生長

筆者曾在〈豬扒包無辜被擺上檯——何敬康議員的「美食旅遊」文化盲區〉一文中寫道：「一座城市的美食，源於地理環境、歷史積澱、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的綜合作用，絕不能單從一個切口妄下斷言。文化從來不是強行移植、彈一下手指就能見效的。」作一個類比，河南的胡辣湯和燴麵很好吃，但目前香港還沒有胡辣湯和燴麵店，因為香港的歷史和生活環境中沒有孕育這道美食的土壤，也沒有足夠的河南人落腳香港，引入文化，達到由量到質的轉變。但潮州、福建食物大行其道，原因自明。

另，香港有碗仔翅——街頭小食，平民價格，用粉絲代替魚翅，既有風味又環保。其實，文化應是從本地人的生活中長出來的；有成功的外地移植，其實也是文化隨人而走的一種渾然天成，不能刻意強求。逆向觀察，由於文化根絡有跡可循，大啖點心、喜用廣彩、乃至一口流利粵語的香港人，豈能不認中國人。

由華夏基金會、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及文化力量組成的「非遺六月」，致力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提升公眾對非遺文化的關注，並鼓勵市民參與保護與傳承工作。本年度主題活動可詳覽「非遺六月」網站。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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