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觀全局｜林素蔚專欄

「我需要紋身，是因為我看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這是一次與好友聚舊時發生的深刻對話。當時，他看着手臂上剛結痂的新添圖騰，眼神裏交織着迷惘與釋然，輕描淡寫卻又無比沉重地吐出了這句話。這句話，就像一顆巨石投入了我心中平靜的湖面，在腦海中激起久久不散的漣漪。作為一名社工、多年研究家庭治療理論，以及曾經在議事堂內推動各項社會政策的前立法會議員，我從好友這充滿痛楚的墨水裏，讀出的卻不僅僅是潮流，而是一封寫在皮膚上的「求救信」——這不僅是個人的心理掙扎，更是我們這座城市精神健康與家庭支援網絡的一大警號。

在受創的軀體上奪回主權

在大眾的傳統刻板印象裏，紋身往往與「叛逆」、「前衛」或「次文化」掛鈎。當然，我必須強調，紋身對許多人而言，純粹是一種藝術美學的追求與個人風格的表達，承載着值得尊重的故事與紀念；但對某些人來說，它卻是一種無聲的求救。為了尋找這份「存在感」，我身邊有這樣一個真實而令人心碎的例子：一位朋友在短短兩個月內，密集地紋了十多次身。令人震驚的是，在常人眼中難以忍受的刺青過程，他對痛楚的承受程度卻極高，幾乎感覺不到痛。

從心理學與創傷治療的角度來看，這種「不怕痛」，其實是童年創傷留下的深刻烙印。這位朋友從小在父親的毒打下長大，整個童年充斥着肢體暴力與恐懼。當一個年幼的孩子面對無法逃避的極度痛苦時，大腦為了生存，會啟動一種名為「解離」（Dissociation）的防衛機制——將意識與身體的感知切斷。久而久之，他的身體習慣了麻木，因為只要不感覺痛，就能活下去。

那為什麼還要密集地紋身？這其實是一種潛意識裏的「創傷重演」，同時也是一種「奪回身體自主權」的絕望嘗試。童年時，打在身上的痛楚是父親強加的、是不可控的恐懼；但現在，紋身針刺入皮膚的痛，是他自己選擇的、是絕對可控的。對一個內心千瘡百孔的人而言，透過主動在皮膚上刻下永久的印記，是他在失控的世界裏，向自己宣告：「這具軀體現在是我的領地，我對它擁有絕對的掌控權。」那些墨水，是他試圖刺穿麻木、喚醒一絲「我還活着」的實質感官刺激。

因恐懼親近而拒絕世界

若我們將視角拉闊，放進原生家庭的系統與依附理論中去檢視，會發現他處於一個極度孤立的系統邊緣。

他沒有朋友，不喜歡回家，與家人關係極度疏離。對多數人而言，家是避風港，但對他來說，家卻是施暴的刑場。在成長過程中，他從未在父母眼中得到過安全感與溫暖的「鏡像回應」（Mirroring），沒有人告訴他「你是被愛的」。

在家庭之外，這種原生家庭的創傷印記，更深深剝奪了他愛與被愛的能力，導致他難以與他人建立信任和親密關係。在家庭治療的角度中，早期依附關係是未來人際關係的藍圖。當一個孩子最初本該最信任的對象（父親）就是施暴者時，他的潛意識會學到一個殘酷的法則：「親近等於危險」、「信任必然帶來傷害」。於是，哪怕內心極度渴望陪伴，他在面對潛在的友誼或愛情時，也會因為恐懼再次受傷而豎起高牆，不自覺地推開別人。在這種渴望與恐懼的無盡拉扯中，他最終徹底淪為人際關係中的孤島。

當一個人在家庭系統中徹底「被隱形」、在社會網絡中又無法建立信任連結時，內心便會產生巨大的虛無感。既然現實世界沒有人陪伴，既然害怕與人建立親密界線，他便選擇用墨水，在自己的肉身上畫出無數圖騰。這些紋身，成為了他唯一忠誠、永遠不會背叛他、也不會離他而去的「朋友」。這是一場尋找自我存在價值的無聲抗爭：「既然世界看不見我，我也害怕去擁抱世界，那我就用這種方式，強迫自己看見自己。」

以支援網絡接住孤獨靈魂

離開議會的聚光燈後，我依然在社區的前線深耕。這份貼地的觀察讓我深刻體會到：當我們看到年輕人需要透過極端的身體改造或痛楚來尋找存在感時，我們絕不能只將其簡化為「個人選擇」，這更是社會政策需要直面的系統性困局。目前，香港的支援網絡仍存在着亟待修補的結構性盲點：

第一，家庭暴力與創傷支援流於「表面」，缺乏「創傷知情」視角。如果當年有人能及早接住童年的他，今天他或許就不必用滿身的墨水來包紮傷口。現時社會福利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IFSC）前線同工工作量極大，處理虐兒或家暴個案時，往往只能做到「停止當下暴力」或「分居安置」等急救措施。但如同我這位朋友的例子，童年暴力的創傷，特別是信任能力的喪失，會跟隨受害者一生。政府必須在社福系統中全面引入「創傷知情照護」（Trauma-Informed Care）的框架，並增撥資源，讓受虐兒童及成年倖存者能夠接受長期的深度創傷治療（如EMDR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同時，應考慮引入「家庭心理輔導醫療券」，讓受創者能及早配對私營市場的專業輔導，修補千瘡百孔的內心。

第二，精神健康政策過於「醫療化」，忽略深層的「存在焦慮」與孤獨。如果他身邊曾有一個不必吃藥、卻願意靜靜陪他坐下的空間，那份孤獨或許就有了出口。我們目前的精神健康防護網，過度依賴吃藥看診的醫療模型。但面對像我朋友這樣深層的「存在焦慮」與「無法建立親密關係」的創傷，精神科藥物並不能治癒「孤獨」的痛。政策倡議上，我們應推動更具前瞻性、非醫療化的社區介入工作。政府應資資助地區設立更多低門檻的「安全空間」，並系統性地將表達藝術治療、敘事治療等引入社區。讓那些「習慣了麻木、害怕建立關係」的孤島，能透過藝術或安全的陪伴，循序漸進地重新學習信任。

從片面批判走向「閱讀」痛楚

必須重建社區支援網絡，才能接住不願回家的靈魂。如果在他不願回家的那些夜晚，社區裏曾有一盞為他亮着的燈，他或許就不會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島。當家庭失去功能，社區就是最後的安全網。政府在制定青年發展及社會福利政策時，必須正視那些「不喜歡回家、與家人疏離」的隱蔽或邊緣群體。我們需要打破單一以「學業與成就」為本的青年服務模式，轉而建立以「同行與聆聽」為核心的外展計劃，讓不同生命軌跡的人都能被接納，讓他們知道，即使原生家庭破裂，這個社會依然有願意接住他們的雙手。

我們生活在一個高速運轉的城市，許多人都在這座石屎森林中，帶着不為人知的童年創傷艱難前行。下次，當我們看到身邊人身上密密麻麻的紋身時，或許我們可以試着收起先入為主的批判，換上溫和的好奇與理解。因為在那一層層的墨水之下，可能藏着一個曾經被毒打、躲在角落瑟瑟發抖，因恐懼受傷而不敢愛人，卻又拼命想證明自己存在的靈魂。

對於政府與社會的決策者而言，我們更需要具備這種「閱讀」痛楚的能力。唯有在政策上大刀闊斧地完善創傷支援與精神健康網絡，建立一個充滿同理心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重新學習信任、真正「被看見」，我們才不需要單靠皮膚上的痛楚與墨水，來竭力證明自己曾經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

作者林素蔚是註冊社工，家庭治療碩士，第七屆立法會議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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