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劉暢博士專欄

全球發達經濟體正集體陷入低生育困局，東亞城市更是重災區：香港總和生育率僅0.84，遠低於2.1的人口替代水平；新加坡的情況和香港類似，2025年生育率只有0.87，為了扭轉生育率下滑態勢，近期新加坡推出全新「SG養兒育女配套」，一改過去「重獎多孩」的政策邏輯，轉向普惠性、全周期的生育成本兜底，新加坡政府明言，是時候由「獎勵生育」轉向「為所有家長提供有保障的經濟支持」。這一轉向，對同屬低生育率地區的香港，具有相當的參考意義，但更重要的是走出一條結合自身稟賦、平衡本地生育與人才引進的人口發展之路。

發達經濟體皆面對低生育率困境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4》顯示，全球已有131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東亞更是深陷「超低生育率陷阱」：韓國2023年總和生育率降至0.72、2024年略回升至0.75，政府更在2024年宣布進入「人口緊急狀態」；日本2024年為1.15，出生人口跌破69萬；新加坡2025年創下0.87的歷史新低，全年出生僅29,864人，獨立以來首次跌破三萬。即使是北歐、法國等傳統上生育率較高的歐洲國家，亦只在1.4至1.8之間浮動，無一達到2.1的更替水平。

發達地區普遍面對同一組結構性問題：教育與職場競爭激烈、樓價與居住成本高企、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而延遲婚育、育兒責任長期落在家庭（尤其女性）肩上。生育不再是「經濟負擔」那麼簡單，而是整個社會制度對家庭是否友善的綜合反映。發達經濟體面對的，是同一幅「少生、遲生、不婚、人口老化」圖景。

新加坡新政從源頭托住生育意願

根據新加坡政府公布的「SG養兒育女配套」，2027年4月1日後出生的公民孩童，從出生至17歲可累計獲得約7萬新加坡元（約合43.2萬港元）的資助，涵蓋五大板塊：出生後12個月內發放1萬元誕生禮、1至16歲每年2,000新元養兒補助、5,000新元兒童培育戶口起步津貼、最高5,000新元的政府配對儲蓄，以及17歲時1萬新元的中學後教育戶頭補貼。

這一政策取代了實施20多年的嬰兒花紅與多子女家庭計劃，最大的變化是取消了孩次差異，每一名公民孩童都能獲得同等資助，真正實現「生育即有支持」。這一轉向背後，是新加坡對低生育規律的深刻認知：過去的政策假設家庭會因為額外獎勵選擇生第二、第三胎，但現實是越來越多年輕家庭連第一胎都顧慮重重。普惠性支持雖然單孩投入增加，但能更精準地擊中首育的經濟顧慮，從源頭托住生育意願。

更關鍵的是，新加坡的育兒支持不是孤立的現金政策，而是與組屋優先申請、公立托育擴容、育兒假延長形成組合拳，既解決「錢」的問題，也解決「時間」和「住」的問題。這種全方位的家庭支持體系，正是新加坡新政的核心。

香港托育服務不足派錢於事無補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開放型城市經濟體，同樣面臨高房價、高生活成本、低生育率的挑戰，但兩地的社會結構、產業基礎與人口稟賦存在根本差異，註定香港不能簡單複製新加坡的政策路徑。但有一項落差，無法用「情況不同」解釋過去，那就是托育。托育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能減輕父母辛勞，更因為它同時連接生育信心、婦女就業、家庭收入和社會勞動力。孩子出生後若有可靠、可負擔、時間合用的照顧，父母才不必在工作與家庭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這一項做不好，派多少現金都補不回生育信心。

全港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合共約36,000個，其中資助名額僅約9,000個，其餘按市價自付；專為零至三歲提供全日制照顧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更長期只以千計，使用率居高不下，部分地區至今仍未設有這類中心。於是雙職父母要麼倚靠祖輩，要麼聘請外傭。這樣就造成了香港不少家庭真正依靠的「托育系統」其實是外傭。截止目前，本港約有36.8萬名外籍家庭傭工，佔本地勞動人口近一成。政府統計處2023年數據顯示，育有年幼子女的已婚婦女，家中聘有外傭者的勞動市場參與率高達82.3%，無外傭者只有45.6%。換言之，沒有外傭，很多媽媽根本出不了家門。

問題是，動輒每月四、五千元的外傭薪金，把托育成本「私有化」地轉嫁到家庭頭上，只有聘得起外傭的家庭才能照常雙職，聘不起的基層家庭，就只能媽媽放棄工作。這是一個隱形、昂貴且不公平的「托育雙軌制」。托育責任被外判給家庭自身的資源條件，而非由制度承擔——有長輩幫忙、請得起外傭的，生得起；沒有的，就只能不生。

托育不是福利是提升勞動力政策

反觀新加坡，嬰兒照顧容量已增至原來約三倍；政府支援學前名額到2025年底足以服務約八成學前兒童。新安排提出到2030年把政府支援中心的全日幼兒及嬰兒照顧費分別降至每月150和300新元，同時增加嬰兒名額、培訓照顧人員。政策把「有位、付得起、用得上」放在一起，才真正降低生育的日常風險。新加坡的新政重點正是觀念的變化，托育不是福利，是勞動力政策。有可負擔、可預期、就近可達的托育，年輕父母才敢生，母親也不必在職場與育兒之間二擇其一，社會有效勞動力才不會被無聲消耗。

值得肯定的是，香港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而且近年一直增加投入。由2026/27年度起，三年內將增設15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到2029年底新增約1,500個零至三歲名額，並優先增加零至兩歲服務。2024/25及2025/26年度約22,400宗個案獲全額津貼；經審查的學費減免，2025/26學年零至兩歲及兩至三歲每月上限亦達6,745元和8,376元。這些措施反映政策方向正在由單純鼓勵生育，逐步延伸至出生後的實際照顧。

生得出、有人顧、養得起、住得下、做得到事

這是良好開始，卻不足以應付整體需求；下一步應由零散項目走向一套可量度的「托育保障」，分區公開零至兩歲及兩至三歲名額、輪候時間、實付費用和服務時段，並為幼兒工作員和社區保姆建立認可培訓、合理薪酬與晉升階梯。政策成效也應看母親產後復職率、父親使用育兒假比例，以及家庭有否因照顧而被迫縮減工時。在既有基礎上，把托育的政策優先次序再向前推一步。因為真正影響父母是否敢生、能否繼續工作的，往往不是出生時收到多少錢，而是孩子出生後能否找到可靠、可負擔、時間合用的照顧。

新加坡作為獨立國家，人口補充只能依賴本地生育與國際移民；而香港背靠祖國內地，擁有龐大的人才池與市場空間，同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全球人才有天然吸引力。這意味著香港的人口政策有更大的迴旋空間，可以通過人才引進快速補充勞動力。香港要基於此，構建「本地生育托底+人才引進增效+產業空間承載」的三位一體框架，人口政策不是用移民取代生育，也不是用派錢取代服務。只有讓家庭相信「生得出、有人顧、養得起、住得下、做得到事」，城市與家庭之間的長期契約才真正成立。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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