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在高齡化加劇、慢性疾病病程日益漫長且複雜的社會情境下，面對不可逆轉的嚴重疾病與生命晚期，助人專業正經歷一種重要轉向，就是照護焦點不再只放在延長生理存活，而是更重視病人及家庭的整體生活品質、決策參與和尊嚴維護。長期以來，現代醫療體系深受生物醫學模式影響，傾向把疾病控制、器官功能維持與技術性延命視為主要目標。這種取向在急性治療中有其必要，但若將同一邏輯直接延伸至生命末期，便可能導致過度依賴無效或低效益醫療，令病人在有限餘生中承受額外痛苦，也令家庭與團隊陷入更困難的照護抉擇。正因如此，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在當代的角色，已不再只是臨終階段的補充選項，而是需要及早納入整體照護路徑的重要部分。

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並非同義

在實務現場，公眾以至部分助人專業仍常把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混為一談，甚至誤解為放棄治療。這類理解不但窄化了服務內涵，也容易延誤合適轉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界定，紓緩治療旨在改善罹患威脅生命疾病的病人及其家庭之生活品質，方法是透過早期識別、持續評估及整全介入，處理身體、心理、社會與靈性層面的痛苦。其重點在於「全程整合」：紓緩治療並不以預後長短為唯一門檻，也可與疾病調控或治癒性治療同步進行。

相對而言，寧養服務通常更聚焦於疾病晚期、預後有限，且治療目標已由治癒轉向舒適照護的病人。它強調把死亡視為生命歷程的一部分，不刻意加速，也不過度延緩，而是在病人生命最後階段提供安全、舒適與具尊嚴的照護環境。換言之，寧養服務可視為紓緩治療的一種較後期、較聚焦的實踐形式；而紓緩治療本身的介入時點與專業範圍則更廣。

近年專業發展的一個關鍵轉變，是由「末期才介入」走向「全病程及早整合」。若待病情急轉直下、臨終在即才啟動紓緩服務，團隊往往只能被動處理危機，較難真正開展症狀控制、價值澄清及家庭準備。相反，及早介入較有助減輕症狀困擾、改善情緒狀態、減少不必要的急症及深切治療使用，同時也能降低家屬的照護壓力。

從症狀處理走向全人照護

對我們而言，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的核心，不應停留於末期症狀管理，而是建基於幾個相互連結的專業框架。

首先，是桑德絲提出的「整體痛」概念。末期病人的痛苦通常不是單一症狀，而是生理、心理、社會與靈性困擾交織而成的整體經驗。呼吸困難、頑固性疼痛、虛弱、噁心或便秘等身體症狀，固然需要妥善控制；但若病人同時承受對死亡的恐懼、角色流失、家庭衝突、經濟憂慮、未竟心願或存在焦慮，單靠藥物介入往往不足以真正減輕其痛苦。這要求團隊具備多維評估能力，辨識何者是當下最主要的痛苦來源，並作跨專業回應。

其次，是生活品質的主觀性。末期照護中的「好」，未必等同於生命指標的延長。對某些病人而言，能清醒地與家人對話、能在熟悉環境中休息、能減少侵入性程序、能維持某程度自主，可能比單純延長存活時間更重要。因此，當臨床可行方案不只一種時，病人的價值排序與生活品質理解應被置於決策核心。

第三，是尊嚴的維護。生命晚期的病人容易在高制度化環境中被客體化，只剩下床號、診斷或功能缺損。尊嚴治療的重要提醒在於：即使身體逐步衰退，病人仍然擁有敘述自身生命、傳遞價值、整理關係和留下寄語的能力。透過結構化生命回顧、意義探索及傳承性對話，團隊可協助病人重新確認其自我價值，並減少因依賴、失控或羞恥而產生的存在性痛苦。

「搶救到底」不是唯一孝道

在華人社會推動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不能忽略家庭文化、孝道觀念與決策模式對實務的深刻影響。若照搬以高度個人自主為前提的西方模式，往往難以回應本地家庭的真實互動。

其中一項常見張力，是家屬基於保護動機而選擇隱瞞病情或預後。從家屬角度看，這往往出於不忍、內疚或對長者情緒崩潰的擔憂，而不必然是對病人權利的漠視。然而，若資訊長期被封鎖，病人也可能失去表達意願、處理未竟事務及參與照護規劃的機會。面對這類情況，社工與護士通常不宜以對立方式介入，而應先理解家屬的憂慮，再透過漸進式探問、家庭會議及價值澄清，協助家庭判斷病人的知情意願與可承受程度，逐步建立較可共同承擔的溝通方式。

另一項重要轉向，是由單一個體自主走向關係自主。對不少華人家庭而言，病人的選擇不是脫離關係脈絡而存在，而是在家庭責任、情感依附與彼此顧念之中形成。因此，共享決策在本地實務上特別重要。其核心不只是提供醫療選項，而是協助病人與家屬一起理解不同方案對症狀、生活品質、照護負擔及臨終經驗的影響，讓家屬由替病人作主，轉向支持病人表達與落實意願。

此外，專業實務亦需要回應「孝」的再詮釋。若仍把「搶救到底」視為唯一孝道，便容易令家庭在高度情緒壓力下傾向選擇侵入性治療，即使這些處置對改善生活品質幫助有限。助人者的任務，不是簡單否定家屬的價值觀，而是協助他們理解：尊重病人的偏好、減少不必要痛苦、讓其在可接受的方式中走完最後一程，同樣可以是孝與愛的實踐。

晚期照護的五個重點方向

面對日增的晚期照護需求，當代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的實務提升，至少可從以下幾方面推進。

首先，是強化跨專業協作中的轉譯能力。紓緩治療的成效高度依賴醫生、護士、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專職治療及靈性關懷人員之間的整合。對社工而言，關鍵不只是提供情緒支持，更要把病人及家庭的關係狀態、價值偏好、照護能力與風險因素，轉化為可進入臨床討論的專業資訊。對護士而言，除了症狀觀察與舒適照護，也常在持續接觸中最早察覺病人及家屬對病情理解與決策承受力的變化。所謂跨專業協作，核心不是各自分工，而是能否把不同專業看見的問題整合為共同照護計劃。

第二，是把預設照顧計劃由文件導向轉為對話導向。預設醫療指示若只在病情急劇惡化或入院後倉促處理，往往流於程序化。較理想的做法，是在病人仍具穩定表達能力時，於非危機階段逐步展開，包括探討其對延命、受苦、依賴、臨終地點及醫療代理安排的想法。這類對話不必一次完成，而應視為持續修訂的歷程。

第三，是加強社區與家居照護的整合。隨着不少病人希望留在熟悉環境中接受照護，紓緩服務若仍過度集中於急性醫院，便難以回應實際需要。醫院、基層醫療、院舍、家居服務與社區支援之間的雙向轉銜，對症狀管理、危機應對與照顧者支持都十分關鍵。若缺乏這種平台，原址安養往往只停留於價值宣示，而難以落實。

第四，是重視非藥物與敘事介入。藥物症狀控制固然重要，但不少末期痛苦同時涉及失控感、羞恥感、孤獨、未完成的關係修補，以及對自我價值流失的焦慮。生命回顧、尊嚴治療、音樂或藝術介入、觸撫與陪伴性對話，都可成為補充藥物治療的重要方式。對專業人士來說，關鍵不是把這些方法浪漫化，而是辨識它們在何種情境下最具效益，以及如何與整體照護目標對接。

第五，是把家庭支持、哀傷輔導與專業自我照顧納入服務全程。晚期照護的對象從來不只是病人個人，家庭往往同時承受高度照顧壓力、預期性哀傷與道德困擾。病人離世後，部分家屬亦可能進入複雜哀傷風險較高的狀態，需要及早識別與轉介。另一方面，長期陪伴死亡與哀傷的工作，也可能令前線同工出現同理心疲勞、無力感與替代性創傷。若機構只要求前線付出，卻缺乏督導、反思空間與團隊支持，服務質素亦難以持續。

不可治癒時仍有可照護之事

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的重要意義，在於提醒專業工作者：當疾病已無法逆轉，照護並未因此失去方向；相反，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才剛開始。症狀能否減輕、關係能否修補、病人是否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理解、家屬能否在失去之前與之好好道別，這些都構成生命晚期照護的核心內容。

面對老齡化與慢病並存的新處境，助人專業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服務名目，而是更成熟的照護觀、更穩固的跨專業合作，以及更能回應華人家庭處境的實務智慧。當我們能在生命最後階段協助病人減輕痛苦、保存主體性、維持尊嚴，並陪伴家庭較少遺憾地走過告別，寧養服務與紓緩治療的價值，才真正得以落實。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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