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遠專欄

開學兩星期，已有多宗學童輕生悲劇，教育局卻將情況概括為學生面對「開學適應期」的困難。這種說法看似平常，實際上卻有淡化危機之嫌。沒有人否認開學對部分學生會帶來壓力，但當接連有孩子以生命發出求救訊號，政府若仍以例行的「適應問題」回應，便反映當局未有充分理解問題的嚴重性與迫切性。教育局的責任，不是為現象找一個聽似合理的標籤，而是立即檢視校園支援是否足夠、及早辨識機制是否失效，以及有多少學生正在壓力中孤立無援。

悲劇不應被正常化

每年開學，學生要重返課堂、面對功課、測驗、人際關係與升學壓力，確實是一段較脆弱的過渡期。但正因為我們早已知道這是高風險時段，政府更不應以「開學適應」作為解釋，更不能把它變成對連串悲劇的常規化描述。

如果社會習慣了在開學初期聽到學生輕生消息，然後只說一句「大家要關心學生情緒」，便等待風波過去，這種冷處理正是最令人憂慮之處。每一宗個案背後，都是一名曾經努力適應、曾經希望被理解的孩子；也是一個可能早已有跡可尋、卻未能及早接住的求助訊號。

我們不能再只在悲劇發生後表示惋惜，而要問為何孩子會覺得沒有出路？為何他們身邊的大人、學校與制度，未能在最困難的一刻提供足夠支援？

壓力來自整個環境

學生的情緒困擾，從來不只是「抗壓能力不足」。近年教育環境出現不少不穩定因素：學校面對收生不足、縮班甚至殺校壓力；教師要兼顧行政、教學、照顧學生需要；家長憂慮子女前途；學生則在學業競爭、人際比較和家庭期望之間掙扎。

當學校本身也承受資源與人手壓力，前線教師即使有心，也未必有足夠時間和專業能力，持續跟進每一名情緒受困的學生。現時學校的社工、教育心理服務及教師支援固然重要，但需求已遠遠超過現有承載量。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學生的困擾未必會直接說出口。有些孩子表面如常上課、交功課，內裏卻可能長期失眠、害怕返學、感到自己無用，甚至出現自傷或輕生念頭。若學校只靠學生主動求助，很多最需要協助的孩子，可能早已被遺漏。

應急支援機制三步走

教育局不能只發出一般性指引，要求學校「加強關顧」。面對開學初期的高風險時段，政府應立即啟動有力度、有資源的應急支援機制。

首先，應在短期內為有需要學校外聘非牟利機構的社工、輔導員及臨床心理學家，讓學校有額外人手進行個案評估、危機介入、家長支援及後續轉介。這不是把責任推給社福機構，而是政府必須承擔資源配置責任，補足校內專業支援的缺口。

其次，教育局應要求分區人員主動聯繫及探訪學校，了解各校在學生情緒支援、人手調配及危機處理方面的實際困難。政策不能只停留在通告和會議紀錄，必須走進校園，聽見校長、教師、社工、家長和學生的真實處境。

再者，學校應在開學首一兩個月，採取更主動、非標籤化的方式了解學生狀況。例如透過班主任活動、小組遊戲、匿名情緒問卷或生活適應評估，及早辨識高危學生。重點不是為學生貼上「有問題」的標籤，而是讓他們知道，情緒困擾可以說出來，求助不是軟弱。

家長是孩子的同行者

許多家長同樣承受壓力，既擔心子女成績，又害怕自己「做得不夠」。然而，孩子在開學初期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多催促，而是一個可以安心說話、不怕被責備的空間。

學校應善用家長會和家長教育活動，邀請社工、心理學家或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向家長提供實際技巧，包括如何辨識孩子情緒轉變、如何開啟對話、何時需要尋求專業協助，以及在孩子表現失常時如何先關心、後處理。

家長也要明白，成績下跌、抗拒上學、突然沉默、長期疲倦、失眠、與人疏離，甚至談及「不想活」「消失便好了」等說話，都不應被視為一時任性。與其急於批評孩子不努力，不如先問一句：「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這一句真誠的關心，可能就是把孩子拉回來的開始。

從危機處理走向制度改革

政府應在未來一至兩個月內，聯同教育、社福、醫療、心理學及家長代表，全面檢視學生精神健康政策。檢討不應只計算輕生個案數字，更要研究學生壓力的來源、校內支援人手、轉介輪候時間、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處境，以及學校面對縮班和殺校時對師生關係造成的影響。

長遠而言，香港需要考慮在學校增設專責輔導員或精神健康支援人員，建立更穩定的校本支援隊伍。教師的角色是教育和陪伴，不應被迫獨自承擔大量高危個案的專業介入工作。學生的精神健康，也不能再只依靠零碎計劃、短期撥款和事後補救。

教育的目的，不是把每一個孩子推向同一條競爭跑道，而是讓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感到被看見、被理解，並相信自己即使遇到困難，仍然有路可以走。

當孩子以生命向社會發出警號，我們不能只說「令人惋惜」。政府必須拿出具體行動，學校必須獲得足夠支援，家長與社會也必須放下只看成績的單一尺度。守護學生，不只是教育政策問題，更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最基本的良知與責任。

作者狄志遠是新思維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