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陳尚懿

近年香港職青至中年人士自殺情況明顯惡化，而現行制度雖然有一定的精神健康與危機介入服務，多以「全人」，「長者」或「青年」作為主軸，較少直接、系統地把「在職人士」視為獨立高風險群組。對比之下，南韓在法例與政策層面，已為「在職人士」逐步建立以生命歷程為本的自殺防治框架，明確把在職青年至中年人士納入重點對象，可引以為香港借鑑與推行本地化。

職青和中年是自殺率上升推手

根據2020至2024年香港自殺死亡宗數每年已破千宗，2024年更達1,138宗，創2003年以來新高，意味着疫情後數年自殺問題並未隨社會復常而緩和。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估算，2021年自殺率由2020年的12.1升至12.3，2024年則升至14.1，反映疫情前後數年整體趨勢呈慢性上升，而並非短暫波動。

近年分析指出2024年自殺率上升的主要推手其實是「職青至中年男性」，港大團隊指出25–39歲男性的自殺率，在一年內由每十萬人17.9人升至23人；港大與防止自殺服務機構在2025年世界防止自殺日發布數據時指出，25–39歲年輕男性致電求助者達4,280人，較去年上升66.1%。當中約34.6%牽涉精神健康困擾，超過20%與工作壓力相關，約12%直接與財務問題有關。2024年自殺個案中，大約三分之一涉失業人士，約28%為藍領工人，數據顯示就業及經濟處境是中壯年自殺的重要背景。

若從年齡來看，政府過去較具系統性的自殺預防計劃，多與學生及長者相關。例如，教育局在學生自殺高峰後成立「防止學童自殺委員會」，提出強化學校支援與家校合作等建議；長者方面，衞生署與賽馬會推行「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在地區長者中心及精神健康中心間建立協作模式，針對長者抑鬱與自殺風險作早期識別與介入。這些工作雖然重要，但亦突顯出一個落差，就是職青至中年人士多透過一般精神科、ICCMW、家庭服務及就業服務「分流」接觸系統，而非由一套以其生命階段與風險特徵為本的策略主導。

南韓針對生命歷程應對自殺問題

對比之下，南韓把「工作年齡層」納入自殺防治藍圖。2011年通過的《預防自殺及營造尊重生命文化法》明確指出，自殺是可以預防的社會問題，要求保健福祉部長每五年制訂一次「自殺預防基本計劃」，並授權中央及地方政府設立自殺預防中心、推行守門人訓練與熱線服務，形成全國性架構。近年的政策回顧顯示，南韓已訓練約百萬名守門人，營運全國熱線，並建立資料系統，以持續監察不同年齡與社會群組的風險變化。2023年的修法及政策文件更進一步，以「生命歷程」為基礎，將20–34歲青年及職青列為優先對象之一，並提出按青年、中年、長者三大年齡組別設計差異化介入策略。

韓國的標準化守門人計劃「SuicideCARE」最初是一套各年齡層通用課程，其後重新修訂為針對不同年齡組別的版本，目的在於培養能理解各階段特性和風險的「生命守門人」。這表示，不同年齡層的課程會用不同的情境、警號和對話策略，例如對中年人的課程會加入失業、事業停滯、家庭壓力等案例。除此之外，韓國還有其他按生命歷程切分的自殺預防教育，逐步形成一個「多階段、多族群」的培訓生態，透過分齡內容，讓受訓者更懂得如何與不同年齡和處境的人對話、識別風險和協助求助。​

在社區精神健康福利中心中，近年的服務改革同樣把「生命歷程」作為必備項目之一。為不同生命階段（兒童、青少年、成人、中年與長者）及高危群組及早篩查精神健康風險，及時轉介醫療或專業支援。每個中心都要預留人手處理「全生命歷程精神健康管理」及「生命歷程教育」，例如線上自我評估、外展諮詢車、以及按地區特色制定的生命歷程教育與推廣活動。這意味着社區精神健康服務不再只聚焦嚴重精神病個案，而是視「一生不同階段的精神健康風險管理」為核心任務，當中包括針對職青、中年人的早期識別、壓力管理與自殺風險防控。​

香港應引入「自殺預防基本計劃」

若把南韓的框架套用或本地化至香港，可分為幾個具體方向。首先，在法律與策略層面，香港雖然已有跨專業精神健康協作政策與自殺防治措施，但仍欠缺一份具法定地位、明確訂下分齡目標的「自殺預防策略」或專門法。參考南韓《自殺預防法》，香港可以考慮在現有政策架構上，引入一份有清晰時限（例如每五年一次）、由政府統籌的「自殺預防基本計劃」，當中明文列出20–59歲工作年齡人士為重點群組，尤其是數據顯示風險急升的25–49歲男性，並訂立可量度的減少目標及評估機制。這能把目前分散在精神健康、教育、長者及就業政策內的措施，納入一個具體藍圖，有助資源優先排序與跨局協調。

在地區及城市層面，韓國地方政府可以透過條例明確責任，整合市民政、社福、醫療及勞工部門，建立針對不同年齡與社會群組的公共安全網。香港雖然沒有同樣的市政府結構，但可以考慮在地區層級，讓地區康健中心、ICCMW、社區夥伴及地區關愛隊等共同擬定「地區防自殺計劃」，針對本區自殺數據中較高風險的群組，例如工業區內的藍領中年男性、失業率較高屋邨的家庭、或高壓白領聚集的商業區等，制定針對性的外展與宣傳策略。

現時本地在學校層面的學生守門人及教師培訓已有初步經驗，例如S.H.I.E.L.D.S.計劃，但在職場及社區成年人層面，系統性的守門人培育仍然不足。參照南韓經驗，香港可考慮為僱主、人力資源主管、工會幹事、專業團體及地區領袖設計標準化的「職場與社區守門人課程」，內容包括辨識危險訊號、與高風險同事或街坊展開對話、掌握轉介資源（如ICCMW、危機熱線）等，並透過專業學會及行業公會推行持續教育學分制度，鼓勵中高層管理人員參與，這樣便能把自殺預防觸角延伸到較少主動求助的中年男性與白領階層。

由「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預防」

在「經濟壓力—失業—自殺」這條路徑上，南韓的研究與政策提示香港必須更緊密地連結精神健康及勞工／社會保障體系。現時香港的數據清楚顯示，2024年自殺死亡者中約三分之一為失業人士，而中年男性自殺率上升與經濟不景、就業前景不佳關係密切。參考南韓把失業與就業支援納入自殺預防基本計劃的做法，香港可以考慮在勞工處、僱員再培訓局及綜援制度內加入系統性精神健康及自殺風險篩查，對長期失業或多次求職失敗的中年求職者提供主動心理支援及就業輔導，並與ICCMW及醫管局社區精神科服務建立快速轉介。

總結而言，香港的自殺問題已從長者與青少年擴展至職青與中年人士，尤其是面臨經濟與就業壓力的一群。現有政策和服務提供了一定的保護網，但在法律框架、分齡策略、職場與失業支援、守門人訓練及數據透明度等方面，仍有明顯空隙。參與南韓的經驗可為香港提供了清晰的參考方向，若能在現有精神健康與社會政策基礎上，逐步引入這些元素，香港在應對職青至中年人的自殺問題上，將有機會由「被動應對個案」走向「主動、結構性預防」。

作者陳尚懿是自發學生組織「同行鳥」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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