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羅浚軒

香港撒瑪利亞會早前（7月30日）公布，2025年10至19歲青少年自殺個案增至47宗，較前年上升超過三成，並創下近10年新高。雖然同期本港整體自殺率有所回落，但青少年自殺個案的逆勢上升，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警號。這組數字不應只被視為一項統計結果，更反映部分青年正承受着超出自身能力的壓力。當社會再次討論青少年自殺問題時，我們不應只問「他們為甚麼選擇離開」，也要追問：在悲劇發生之前，他們是否早已逐步失去與家庭、學校、朋友及社會的聯繫？

壓力不只來自課室

談到青少年精神健康，不少人會首先想到學業競爭、家庭管教及父母期望。現今青年除了面對日常課業，還可能要參與補習、音樂、運動及其他課外活動。對部分家庭而言，子女不僅要成績優異，還要具備多方面才能，彷彿只有不斷累積成就，才可以在未來的競爭中立足。這種生活模式未必一定導致精神困擾，但當青年長期感到自己必須符合某種標準，便可能逐漸將表現與個人價值混為一談。

一旦考試失利、升學不順或未能達到父母期望，他們可能不只是感到失望，更會認為自己不值得被肯定。然而，若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父母或家庭，仍然未能全面理解青年所面對的處境。青少年自殺通常涉及多項因素，包括家庭關係、人際衝突、學校適應、情緒健康、社會環境及對前途的憂慮。疫情後的生活變化、經濟轉型，以及就業市場的不穩定，亦令不少青年對未來感到陌生和不安。

不能只看見最後一刻

筆者近年亦關注「尼特族」（NEET）的處境。這個概念通常用來形容沒有升學、沒有就業，也沒有接受培訓的青年。在公共討論中，他們有時會被形容為「躺平」或「不願努力」，但這些說法往往忽略了他們背後的經歷。同時，青年就業問題，AI最先取代的，未必是一個職位，而是一個職位原本值得那個價錢的理由。

當AI把知識、速度和基本能力迅速拉近，職場真正的差距反而會變得更清楚。它主要衝擊以語言、文字處理、客服與重複性流程為核心的白領與知識型工作；而需要實體操作、現場應變或高度共情能力的藍領與人際互動工作，則相對安全。有些青年曾經努力升學，卻未能進入理想的學校；有些人多次求職，仍然找不到合適工作；亦有人因為情緒問題、家庭矛盾或人際挫折，而慢慢失去參與社會的信心。當失敗經驗不斷累積，他們可能選擇留在家中，減少與外界接觸，最後甚至不再相信自己可以作出改變。

這些青年未必已被診斷患有精神疾病，也不一定會主動告訴別人自己正在受苦。但如果他們長期離開校園、職場及朋輩圈子，生活便可能變得愈來愈封閉。從這個角度看，自殺個案只是問題最終被看見的一刻；青年逐步失去生活動力及社會連結的過程，才是我們應該及早處理的地方。

支援系統應走向主動接觸

青年離開學校後，可能不再接觸學校社工；沒有工作，便未必會使用職場支援服務；長期留在家中，亦可能與社區組織及朋輩網絡漸行漸遠。當教育、就業及社交三方面的支援同時中斷，他們便很容易成為服務系統中不容易被發現的一群。因此，單靠「有需要便自行求助」並不足夠。對一名已經失去信心的青年而言，主動打電話、預約服務或向陌生人表達困難，可能已經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支援機構需要思考如何更主動地接觸這些青年，而不是等到他們出現嚴重危機後才介入。政府可以進一步整合教育局、勞工處、社會福利署、地區組織及青年服務單位的資源，建立較有系統的識別和轉介機制。對於長期缺課、失學、失業、反覆求職失敗或明顯缺乏社交支援的青年，相關部門可以提供較早期的接觸，包括情緒支援、生涯規劃、技能訓練、社交重建及就業輔導。

全職工作不是唯一目標

近年政府推行「展翅青見計劃」等青年就業措施，為部分青年提供了接觸職場的機會。不過，政策成效不應只以「成功就業人數」衡量。對於長期脫離校園或職場的青年而言，重新建立規律生活、適應團隊工作、恢復與他人溝通的能力，同樣是重要成果。有些青年可能需要先處理情緒困擾或家庭問題，之後才有能力投入工作。

因此，就業支援不應只追求快速配對，而應協助青年逐步恢復生活能力及自我信任。一份全職工作（Full-time）固然重要，但它不一定是唯一目標。真正有效的青年政策，應該讓青年重新感受到自己仍然有選擇、有能力，也能夠在社會中發揮作用。

讓青年有不同的成功路徑

家庭在青年成長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父母也需要明白，每名子女都有自己的節奏。公開試成績、大學排名和收入水平固然可以反映某些成就，卻不應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如果青年從小便相信只有進入名校、取得高薪工作或達到某種社會地位才算成功，他們便可能在遇到挫折時，迅速否定自己。相反，家庭和社會應該讓他們知道，人生可以有不同方向，暫時落後不等於永遠失敗，迷惘也不代表沒有將來。

預防青少年自殺，不能只依靠醫療服務，也不能單靠學校教育。這是一項需要家庭、學校、社區、福利及就業政策共同參與的長期工作。我們需要在悲劇發生之前，先看見那些逐漸沉默、減少外出、失去社交圈子，並對未來不再抱有期待的青年。他們未必已經向外界發出明確的求救訊號，但他們可能正一步一步離開原本所屬的生活空間。青年自殺很少是突然發生的事情。很多時候，青年早已在沉默中失去與身邊人的聯繫。社會需要守護的，不只是青年眼前的生命，也包括他們與家庭、校園、職場及社區之間，日漸脆弱的連結。

社工可幫助青年扭轉負面思想

社工可以透過認知行為治療（CBT）協助青少年了解思想、情緒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並辨識「非黑即白」、「過度概括」及「災難化」等不利的思維模式。社工可先透過聆聽和安全評估建立信任，再運用思想記錄表、認知重整、情緒調節、問題解決及行為啟動等技巧，協助青少年以較平衡和具彈性的方式理解學業、家庭及朋輩困難，同時透過分拆目標和逐步參與日常活動，重建生活動力與自信。

在合適情況下，社工亦可邀請家長參與，改善家庭溝通及支援；若青少年出現嚴重抑鬱、自我傷害或自殺風險，則應立即按照專業程序轉介至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社工可以在接受適當訓練、督導及機構支援的情況下，運用CBT概念及短期介入技巧。但對於嚴重抑鬱、持續自殺意念、嚴重自我傷害、精神病、物質依賴或顯著功能受損的青少年，應及早轉介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專業服務。CBT是一種重要的介入方法，但必須與危機評估、家庭工作、學校協作及跨專業轉介配合使用。政府出版的青少年抑鬱支援資料亦指出，CBT有助識別及改變負面思想和行為，但其適用程度仍需視乎青少年的症狀嚴重程度及臨床需要而定。

作為未來社會工作者的視角，由社署及受資助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未來工作將加強青少年及家長支援服務，強化家庭評估及治療轉介，積極推動家庭教育。我也同意不同的社會福利組織提出的建議例子，政府擴展「三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並推動入校危機篩查恆常化及加強家庭支援，完善學生自殺數據收集機制。呼籲大眾以「Be There 陪伴」身邊失意者，透過跨部門與跨專業協作，為暗處裏掙扎的生命建造希望安全網。

青年自殺率逆勢攀升，須化解家庭與社會焦慮。每一名重新與社會建立連結的青年，都可能因此避免下一宗悲劇發生。

作者羅浚軒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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