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阿根廷隊和西班牙隊，將在美國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角逐美加墨世界盃冠軍。

32年，兩屆美國主辦的世界盃，見證了一個超級大國的兩個時代。

1994年6月17日，世界盃揭幕戰那一天，一輛白色福特在洛杉磯高速公路上的「世紀追逐」事件搶走了足球的風頭：當時，足足9500萬美國觀眾在電視上觀看警車追捕涉嫌殺妻的前橄欖球明星辛普森。

儘管如此，這屆世界盃不僅創下約358萬名現場觀眾、場均近6.9萬人觀賽的紀錄，也成為美國向世界展示自身實力的一次大型「國家秀」。

那一年，冷戰剛剛落幕，蘇聯解體不到三年，美國正處在所謂「單極時刻」的巔峰。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歷史的終結》一書剛剛發布，吹捧美國模式是人類社會的最終選擇。海灣戰爭的勝利讓美軍「摧枯拉朽」的形象深入人心。

32年後，2026年，世界盃再次來到美國。

然而，美國隊在家門口1比4慘敗比利時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幾通電話更是讓美國淪為全球笑柄。賽場上丟人還是小事——鏡頭拉遠，這個國家正深陷通脹、內部撕裂、戰略收縮，以及又一場中東戰爭的泥潭。

如果說1994年世界盃，是美國自信地宣佈自己進入「美國世紀」；那麼2026年世界盃，更像是一個面臨內外挑戰、不斷衰弱的美國，鉚着勁對世界展示自己依舊存在影響力。

所以，兩屆世界盃之間，美國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全球化成「牛夫人」

1994年的美國，正處於現在美國人最懷念的一段經濟周期。

克林頓政府1993年上台後，通過增稅、削減財政赤字以及推動網路等訊息產業發展，美國經濟進入持續擴張階段，物價穩定，民眾實際購買力穩步提升。

通過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和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發布的1994年與2026年的數據對比，可以清楚地得出結論：美國經濟已從「低通脹、相對均衡增長」轉向「高債務、高物價」的新常態。

通脹與物價方面：1994年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全年平均約148點，通脹率僅為2.56%；2026年5月，受能源價格影響，通脹率回升至4.2%，CPI維持在約335.12點。

國債規模則是最直觀的警鐘：1994年底，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為4.693萬億美元，佔GDP比重約65%左右；2026年，聯邦總債務已接近39.46萬億美元，佔GDP比重已超過130%。這意味着美國財政越來越依賴舉債，未來利率環境或增長放緩都將放大風險。

另一個變化則更加具有象徵意義——製造業。1994年前後，美國雖然經歷產業升級，但製造業仍是重要支柱。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當時美國製造業增加值約佔GDP的16%左右；近年來，這一比例已降至約10%。

全球化曾被視為「雙贏」，如今卻被許多美國選民視為「工作流失」和「供應鏈脆弱」的根源。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上台，並提出「製造業迴流」。

美國內撕不斷

實際上，美國這屆世界盃辦得不算差。16座場館全是改造舊館，成本控制到位；場均上座率超99%，創歷史新高；商業運作成熟，轉播與贊助收入讓賽事大幅盈利。更難得的是，美國順手幹了件「人事」——亞特蘭大和達拉斯投入巨資，安置了數千名無家可歸者。

但時隔32年，美國已經沒有幾分像從前了。

在1994年世界盃開幕式上，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講話中強調，足球是一種連接人們的普世語言。如今，特朗普對39個國家的球迷實施世界盃入境禁令，包括已獲得參賽資格的伊朗、塞內加爾和海地。

1994年的美國，有着所謂「冷戰勝利者」的從容，向世界輸出全球球化、自信和開放。

克林頓試圖按「華盛頓共識」——個人主義價值、資本主導的自由市場、多黨競爭民主——塑造世界。美國兩黨雖有分歧，但共識遠大於撕裂。當時，美國國內普遍相信，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不僅適用於美國，也將逐漸成為全球共同的發展方向。

福山當時興奮地宣佈「歷史終結」。

但到了2026年，歷史顯然沒終結，倒是美國自己先「卡住了」。

全球化帶來的產業外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社會創傷、新冠疫情暴露的供應鏈風險，以及非法移民持續增加，都不斷削弱普通民眾對傳統政治精英的信任。

特朗普2016年當選總統，正是這一趨勢集中爆發的結果。

「美國優先」、邊境安全、製造業迴流、限制非法移民、反對「政治正確」等議題，從曾經的邊緣聲音，逐漸進入美國政治主流。

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長期調查顯示，近年來，兩黨支持者之間在移民、槍支、墮胎、種族、教育等議題上的分歧持續擴大，政治極化程度已達到數十年來高位。

又一場中東戰爭，美國從容不在

1994年的美國，軍事自信幾乎達到頂峰。三年前的海灣戰爭，是美軍「降維打擊」的教科書。這場戰爭不僅展示了隱身戰機、精確制導武器和全球投送能力，也讓世界普遍意識到，美軍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

彼時，華盛頓相信，美國不僅能夠維護國際秩序，而且有能力塑造新的國際秩序。

然而，這種自信並未持續太久。

「9·11」事件後，美國深陷中東泥潭。根據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統計，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上的總支出累計超過8萬億美元，並造成數千名美軍士兵死亡。

2021年，美軍倉促撤離阿富汗，更成為美國戰略信譽的一次重大打擊。

進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越來越強調避免長期、大規模地面戰爭，而是更多依靠空襲、遠程打擊、盟友分擔和技術優勢維護戰略利益。

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數據，美國2024年軍費支出超過9900億美元，佔全球軍費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仍居世界第一。但與1994年的「主動塑造世界」相比，如今美國軍事戰略的關鍵詞已逐漸變成「大國競爭」「威懾」和「成本控制」。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衝突爆發。美軍對伊朗發動了多輪打擊，彈藥和戰機等軍事損失巨大。但伊朗毫不示弱，雙方打得有來有回，僵持至今。

開局炸燬伊朗小學、期間飛行員被困伊朗、迄今十多名美軍陣亡、盟國全都置身事外……特朗普挑起的戰爭本就不得人心，隨着戰損增加，國內輿論更是雪上加霜。美媒近日報道，美國國防部內部評估顯示，這場戰爭的財政代價正逼近1000億美元，遠高於五角大樓公開承認的300億美元。

對特朗普政府來說，更糟糕的是，因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美國國內油價和通脹飆升，恐威脅共和黨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

這與1991年「沙漠風暴」的摧枯拉朽形成了鮮明對比。當年的美國，打一場仗像做一場手術；如今的美國，打一場仗好似踩一片沼澤。

對中國，美國從「接觸」到「競爭」

1994年的美國相信：擴張就是秩序，干預就是責任，美國治下的和平是「歷史終結」的最好註腳。到了2026年，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詞已經變成了另一個詞——「收縮」。

1994年世界盃舉辦時，克林頓政府奉行自由國際主義，大力推動全球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世界貿易組織（WTO）即將成立，北約繼續東擴，美國希望通過自由貿易、資本流動和民主制度塑造一個由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

這一時期，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美式「自由民主」已成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最終形態。這一觀點雖然後來不斷遭到修正，卻成為上世紀90年代美國戰略自信的寫照。

進入21世紀後，「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大國競爭回歸，逐漸動搖了美國對全球化的信心。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推出「美國優先」：盟友要交保護費，對手要加關稅，國際組織能退就退，多邊協議能撕就撕。2025年重返白宮後，特朗普進一步強化這一思路，外交政策更加突出交易性和現實利益，被外界概括為「唐羅主義」。

與此同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更是從「接觸」徹底轉向「競爭」。

1994年的美國，一方面關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總體堅持「接觸戰略」，認為隨着中國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中國將逐漸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這一思路持續多年，並最終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但近年來，美國兩黨已基本形成共識，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長期戰略競爭者」。

從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到拜登政府延續高科技出口管制，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繼續強化半導體、人工智能、關鍵礦產等領域限制，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從「接觸」全面轉向「競爭」。在供應鏈重組、降低關鍵產業對華依賴等問題上，兩黨政策連續性明顯。

回頭看福山。

這位以「歷史終結論」聞名全球的學者，近年來不斷修正他在冷戰結束時期的判斷。

他今年接受採訪時坦言，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相當令人印象深刻的體系」，需要重新思考此前「西方民主必然勝利」的假設。在美國建國250周年前夕，他直言：「美國可能走上一條長期衰落的道路，最終將領導地位讓給其他國家，例如中國。」

平視美國後，才發現…

1994年，美國還被視作所謂「山巔之城」。

那時，美國對外援助「慷慨」，聯合國會費不拖欠，全球民調對美好感度處於高位。1998年，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提出，美國是「不可替代的國家」（The Indispensable Nation）。

但實際上，美國的「慷慨」一直只是假象；30多年後，美國已經裝不下去了。

早在1970年，發達國家就做出了每年至少應將其國民總收入（GNI）的0.7%用於對外援助的承諾。

但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自有記錄以來，美國從未兑現這一承諾。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每年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僅佔其GNI的0.1%至0.2%，遠低於0.7%的承諾目標。

2011年，聯合國通過最不發達國家《伊斯坦堡行動綱領》，發達國家承諾將GNI的0.15%至0.2%用於對最不發達國家援助。美國從未履行這一責任，其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佔GNI的比重長期低於0.1%。

即便如此，特朗普仍深感「全世界佔美國便宜」，上任後高喊「美國優先」，大刀砍向對外援助項目。

更甚者，美國越來越不想在國際組織中擔責任。

1994年，美國是聯合國常規預算的最大貢獻國，貢獻比例為25%；30多年後，這一比例不增反降，約為22%。如今的美國，仍是最大貢獻國，同時也是最大「老賴」。今年2月，有聯合國官員告訴美媒，聯合國常規預算的欠款中約有95%來自美國，累計已高達近22億美元。

相較之下，中國貢獻比例從1994年的不到1%，大幅上升至如今的約20%，成為聯合國常規預算的第二大貢獻國。這反映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在聯合國規模評估中的份額增加。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前院、「軟實力」概念提出者奈爾（Joseph Nye）去世前曾警告：制度吸引力一旦喪失，美國依託軟實力構建的領導權威將面臨系統性崩潰。

這一警告正在應驗。

冷戰結束至今的三十餘年間，美國在世界格局中的綜合實力演變與全球影響力變遷，呈現出一條極為清晰的拋物線軌跡。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外交」更是讓其盟友深刻意識到，美國的保護不是免費的，自己隨時可能成為被出賣的籌碼。

據皮尤和蓋洛普民調數據，美國國際形象大幅下滑，而中國形象不斷上升，尤其在全球南方，各國民眾更看重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今年1月，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公布的一項全國民調顯示，近四分之三（74%）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最終會在實力和全球影響力上全面超越美國。

其間，中國輿論對美國的姿態，也從「仰視」變成了「平視」。

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深化，大量留學生赴美，「美國夢」流行。進入2020年代，中國經濟總量逼近或部分領域超越，民族自信增強，視美國為可對話的競爭對手而非絕對榜樣。

32年，兩屆世界盃。改變的不僅是參賽球隊數量，不僅是足球版圖，更是美國與世界相互凝視的方式。

1994年的美國，自信心爆棚，希望世界變得更像美國；2026年的美國，則更加關注如何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繼續維護自身優勢。

今年2月，中東戰火重燃。美國《紐約時報》評價，美以聯合打擊伊朗是「美利堅帝國走向衰落的分水嶺」。美國曆史學者阿爾弗雷德·麥科伊則稱，眼前可能就是美國霸權的「蘇彝士時刻」。

也許美國霸權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已進入「霸權黃昏」。世界不再是美國「一言堂」的世界，國際社會正加速走向多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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