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未來的世代:法國示威浪潮解析
上學時坐在年久失修的教室裏,向可能身兼數職的老師學習略顯過時的知識;好不容易考入高等院校,畢業後卻發現,十幾年學習換來的薪水依舊租不起房、成不起家,更遑論實現階層躍升。
在許多抗議者看來,政府為應對財政赤字必須縮減開支,卻不敢動作為大票倉的養老金,也不願向富人多徵稅,只能向年輕人的教育和未來開刀,使他們淪為被壓縮、甚至透支的一代。
法國《世界報》委託民調機構益普索(Ipsos)開展的最新一期「法國裂痕」調查顯示,18至24歲年輕人中,有22%認為自己最受社會不平等加劇影響;近三分之一認為學校未能給所有人提供同等機會,持這一看法者約一半擁有高等教育文憑。
這份11月16日發布的報告也顯示,超過半數(53%)年輕人每天都感到恐懼,這與他們對自身未來及法國社會制度不公的高度批判密切相關。
他們也最常反映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健康受氣候變化衝擊,並曾因性別、社會地位或出身背景遭受歧視與輕視。
教育經費與對未來投資不足
要理解年輕人的不滿,須看到這輪抗議演變為法國全國乃至橫跨歐洲的大型示威前,導火索是高中生要求改善教學設施、教職員工爭取改善待遇的維權行動。
法國許多公立學校有上百年歷史,經費短缺導致教學樓年久失修,屋頂漏水、冬冷夏熱等問題頻發,部分學校甚至無法保證每個學生都有完好的桌椅。
此外,學生的學業表現逐年退步。在今年9月公佈的最新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法國學生成績跌至歷史新低,數學和閱讀能力均大幅退步。
這意味着法國學生,尤其是家境普通或貧寒者,正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在國際競爭中也逐漸失去優勢。
教學與學習質量雙雙下滑,與教師薪資待遇缺乏保障不無關係。
幾十年前,教師在法國是一份體面的職業;但多輪減薪後,如今不少新教師的薪資只比最低工資高出一點。師資流失令在職教師工作負荷劇增、壓力更大。
瑞士納沙泰爾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黃煜宸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出,人們討論教育體系不足時,指的大多是面向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公立教育系統。
「這裏就能看出階層分化。有能力進入私立院校,或考入大學校(grande école)的精英,所受影響並不大;但對普通人來說,通過學習向上流動這條路被堵住,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問題的癥結在於資金未能花在刀刃上。表面上看,法國政府在2027年預算案中撥給教育部的經費並不少,高達891億歐元;其中約三分之一流向支付國家公務員養老金的專項帳戶,真正用於教育和投資年輕一代的只有三分之二。
法國非營利組織Groupe SOS國際總幹事盧里耶(Alexandre Lourié)在《世界報》撰文指出,法國公共財政如今在教育、家庭政策、科研與創新等關乎未來的領域每投資1歐元,就會在養老金上花費2歐元。
「犧牲年輕一代的做法還要走多遠?當務之急是將這個比例拉回一比一,向年輕人傾斜。政治領導人拒絕承認問題,既無法平息年輕人的怒火,也無法讓公共財政恢復健康。」
年輕人藉助社交媒體 讓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年輕人的抗議,以屬於年輕人的方式展開。
英國廣播公司(BBC)歐洲事務編輯阿德勒(Katya Adler)撰文指出,與傳統上由工會統一組織號召的大型集會不同,許多年輕人發起的集會是即興且零散的。
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讓這些星星之火迅速燎原。法國學生率先走上街頭,比利時、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地的學生也很快響應。
有的國家原本就有其他抗議活動,有的訴求與法國不完全相同,但抗議浪潮仍在一片呼喊與歌聲中席捲歐洲大陸。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維內松(Pascal Vennesson)受訪時分析,當人們認為教育陷入危機、薪資又遭壓縮時,強烈的挫敗感會促使工人和學生站到同一陣線。
「當房租和取暖費吞噬每一分錢,哪怕只是微小的衝擊,也會立即把人們推上街頭。」
維內松也說,傳統罷工通常尋求可量化的妥協,例如加薪或調整養老金;相比之下,這一輪抗議折射出年輕一代對國家機構與公共服務的信任正在流失,這也使政府在談判和應對時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不過,同屬「Z世代」的黃煜宸並不太擔心抗議最終如何收場,畢竟和平示威早已是法國人熟悉的表達方式,長期抗議也屢見不鮮。
「大部分抗議者是普通人,他們在集會中喊口號、唱歌、尬舞,甚至在場邊談情說愛……他們會為自己抗議,也會為他人遭受的不公發聲,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她也說,法國的革命傳統讓一些年輕人尤其是左派青年,抱有「不破不立」的心態。「他們會想,如果現有制度已無法持續、變革必須發生,那就讓它發生,然後迎來新生。」
福利、暴力與搖搖欲墜的社會契約
儘管示威抗議在歐洲國家並不罕見,但法國這一輪抗議出現大規模暴力衝突和趁火打劫事件,車輛與歷史建築被烈火吞噬,櫥窗玻璃碎裂遍地,令歐洲乃至世界震驚。
僅10月17日一天,法國執法人員就在全國逮捕2700人。隨着當局加強警力部署,被捕人數在隨後幾週逐步回落,但11月15日的抗議中仍有至少219人被捕。
法國司法部長達爾馬寧(Gérald Darmanin)11月17日透露,過去幾週內警方逮捕或拘留約1.5萬人,其中7184人涉及生活費抗議,其餘約8000人因抗議學校環境與教育經費問題被捕。
儘管當局一直儘可能區分合法的和平抗議者與混雜其中打砸搶的投機分子,但這些騷亂仍不可避免地影響公眾對示威的觀感,也為法國政治、社會和經濟增添更多不穩定因素。
債務迫使政府壓縮開支、削減福利,從而引發抗議,而抗議又進一步破壞政府信用和經濟形勢。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人們擔心法國以社會保障和福利換取社會和諧與穩定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又稱萊茵模式,Rhenish model)正走向鬆動。
暴力才能被聽到?
維內松指出,許多抗議者對暴力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推崇和平示威、排斥暴力;另一方面,總統和政府對民意充耳不聞,似乎又讓暴力成了唯一能被聽見的方式。
《世界報》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在所有受訪者中,34%認為10月17日的暴力衝突是強烈社會憤怒的宣泄;在年輕人中,同意這個觀點的比率更高達51%。
對一些自認被邊緣化的青年來說,街頭破壞行動為他們帶來罕見的關注。渴望訴求被聽見的迫切感促使近三分之二的年輕人認為,即使存在引發混亂和暴力的風險,抗議活動也應一律獲准進行。
這樣的社會氛圍給一些旅法外國人帶來不小的衝擊。2021年從新加坡赴法的36歲廚師伊利婭(Ilya Noor)受訪時坦言,如果抗議活動無法受控,就不應舉行,或應對示威者年齡設限。
「隔天看到新聞,得知許多獨立小店主因搶掠和暴力事件,一夜之間失去全部生計,我感到非常難過不安。或許有人認為,這是為了更大訴求而不可避免的附帶損害,但在我看來,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無辜民眾承受這種毀滅性打擊。」
警察暴力引發批判聲浪
除了打砸搶的投機分子,警察暴力執法也招致批判,甚至引發新的示威,例如上週末針對一項賦予開槍警員「正當防衛推定」新法案的抗議。
29歲的高校講師阿利克斯自14歲起便參與各類抗議,她受訪時說,自己從未見過像10月17日那樣充斥暴力的場面。暴力不僅來自入夜後的打砸搶,也來自白天和平示威期間就高度戒備、甚至動用催淚彈驅散人群的警察。
阿利克斯直言:「老實說,我不再感到安全,甚至不敢參加接下來的一場集會。」
她也指出,夜間打砸搶佔據新聞頭條,讓公眾無暇關注抗議者的真正訴求。
這一輪抗議爆發以來,已有數千名抗議者受傷,其中不乏因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重傷甚至致殘的案例,例如朗斯(Lens)一名15歲少年手部被警方爆震彈炸斷。
據法國媒體報道,部分受害者計劃起訴內政部長,讓他為警察暴力負責;警方已就相關指控展開上百項內部調查。
除了身體傷害,如何處置在抗議中被捕的青少年,也成為執法部門的難題。法國內政部數據顯示,在大規模暴亂發生前,警方在為期一個月的學生抗議中逮捕超過6700名青少年,其中絕大多數沒有犯罪前科。
這些人當中,約2200人面臨司法起訴,罪名包括懷有暴力意圖的聚集、襲警和破壞財產等;其餘人未受指控,或僅接受參加公民教育課程等替代措施,不留犯罪記錄。
維內松分析,當局固然須展現一定程度的強硬,但若對青少年採取激進起訴,可能進一步毀掉他們的前途,使他們的家庭乃至整個社群更加邊緣化。
「把普通高中生當作慣犯對待,只會助長怨恨,而起不到威懾作用。」
防務、綠政與民生開支的不可能三角
法國乃至整個歐元區財務狀況惡化,並非一日之寒。10多年前金融危機後接踵而來的危機和矛盾,早已讓歐洲多國債台高築。
法國在二戰後,經歷數十年繁榮,但早在1970年代中期起,經濟增速放緩與社會保障支出上升已成為長期財政頑疾。
此後,個人和企業所得稅減免、金融危機後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以及疫情和戰爭通脹期間的紓困措施,進一步推高赤字。
截至今年第二季末,法國公共債務已達3.5955萬億歐元,比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2017年上台時增加約1.3萬億歐元;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達119%,在發達國家中僅低於美國。
與此同時,法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10月底一度突破5%,創下2002年以來新高,加大政府融資難度,也意味着償債務利息支出將陸續上升。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10月30日宣布,維持法國主權信用評級A+不變,但將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
惠譽指出,經濟增長放緩、財政惡化及國債收益率上升,使法國推進持續財政整頓、遏制債務攀升更加困難;疊加持續的政治分裂和緊張社會局勢,財政整頓難度進一步加大。
捉襟見肘的財務、承壓的信用評級,以及難以通過預算案的少數派政府,不但壓縮了法國回應抗議訴求的空間,也讓政府更難兼顧不斷增加的防務支出、可能推高工業和出行成本的脫碳轉型,以及維持民生福利的社會保障支出,陷入財政支出的「不可能三角」。
不過,維內松認為,法國經濟困境並非全然無解。
他引述經濟學家皮薩尼—費里(Jean Pisani-Ferry)和馬赫福茲(Selma Mahfouz)2023年提交給政府的氣候轉型經濟報告指出,政府仍有可能在不瓦解現有福利制度的基礎上,為氣候轉型和國防升級籌措資金。
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須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例如考慮徵收臨時或一次性財富稅、將碳稅收入轉化為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定向補助、以優先發展綠色研發的產業政策提升競爭力,以及投資勞動力市場與能源自給能力。
他指出,為脫碳轉型和長期韌性所作的投資,實際經濟成本遠低於政治修辭所渲染的水平,尤其是在歐盟層面可共同分擔成本的情況下。
大幅削減綠色預算看似誘人,卻會把今天仍可控的公共投資,拖成明天災難性的財政負擔。
維內松直言:「極端天氣造成的破壞、化石燃料進口衝擊,以及不斷攀升的醫療成本,最終都會反噬各國政府原本極力想保住的社會福利與國防預算。」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