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訂「低增長」目標 意味經濟動能減弱嗎?

撰文:資新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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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周四(3月5日)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2026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4.5%至5%的區間。這是自1990年代初以來官方記錄的最低增長目標。

對於習慣了「保八」甚至更高增速的觀察者來說,這個數字可能令人不安。但實際上,市場又似乎沒有那麼不安。仔細分析官方表述和背後的政策組合拳,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中國政府傳遞出的信號是,他們已經主動告別「速度崇拜」,試圖在房地產繁榮消退、全球貿易環境惡化的夾縫中,徹底過渡到「高質量發展」的新路。當「4.5%至5%」這個目標公布後,市場並無出現異動,輿論層面也平靜,看來對高層思路市場又多了幾分「心領神會」。

3月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華社)

「兩句話的目標」與底線邏輯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目標公布後的吹風會上,給出了一個頗為微妙的表述。官方將今年的增長目標稱為「兩句話的目標」,即「經濟增長4.5%-5%、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起草組負責人沈丹陽解釋稱,這是一個「既跳起來摸高、又穩得住步伐」的積極務實目標。

為什麼要設區間?為什麼是4.5%這個數字?

官方的解釋指向一個更長遠的時間軸——2035年。根據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願景,到2035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據測算,這意味着從2021年到2035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需要達到4.73%以上。考慮到「十四五」時期中國已經實現了年均5.4%的增長,未來十年的年均增速底線實際上可以放寬到4.17%左右。

換句話說,4.5%這個底線數字,是與2035年願景「總體銜接」的結果。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蘇劍指出,這個增速目標既能為實現中長期目標提供合理支撐,又避免了過度追求高增長可能導致的資源錯配與債務風險累積。

2016年為首次設置區間目標,6.5%-7.0%,當時是經濟進入新常態,供給側政策改革的首年,開始三去一降一補;2019年再次設置區間目標,6.0%-6.5%是中美貿易戰帶來外部極大不確定性,金融去槓桿和防風險的關鍵期。而今次是十五五開局,強調「合理區間」,更注重質量而非速度。更深層的考慮,藏在李強總理工作報告中的一句話裏:目標設定要為「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留出空間」。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解釋稱,相對較寬的區間目標使得政策和改革的靈活性更高,為「十五五」時期新舊動能轉換留出更大餘地。換言之,如果地方政府不再被一個僵硬的數字指標捆綁,他們可能更有動力去處理那些真正棘手的問題——比如地方債務、過剩產能、以及「內卷式」競爭。

英國肯特郡施爾尼斯(Sheerness, Kent)一處院內停泊的大量比亞迪(BYD)純電動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中國電動車的內卷式發展直接衝擊了海外市場。(Getty Images)

破「內卷式」競爭的死循環

事實上,「整治『內卷式』競爭」被首次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一個罕見的自我批評。過去那種你降價我也降、最後大家一起喝西北風的惡性循環。官方看來是下定決心要整治了。

為何去年以來一直強調整治「內卷式」競爭?這是因為,原本生產力提升,企業能多賺錢,然後給員工加薪,大家收入多了就更敢消費,價格逐漸回暖,經濟就能正向運轉。可「內卷式」競爭下,生產力是上去了,但不少行業卻忙着打價格戰。錢沒賺到,利潤還越來越薄。這進而又直接影響到收入和消費,進而影響預期。所以,必須整治。

整治 「內卷式」 競爭的核心邏輯,正是回歸 「以人為本」,是從 「投資於物」 轉向 「投資於人」——通過遏制低水平、無底線的惡性內耗,守護勞動者權益、保障消費者利益、釋放企業創新活力,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福祉提升。

通縮的陰影與「投資於人」的轉向

如果說增長目標的調整是一場預期管理,那麼通脹目標的維持則暴露了決策層對當前經濟核心病灶的清醒認識。

政府工作報告將年度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繼續控制在2%左右。這個目標首次設定於2025年,是二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報告罕見地將「推動物價總水平温和回升,促進物價由負轉正」寫入了年度政策任務。

這等於官方在公開承認,中國經濟確實在通縮邊緣徘徊了一陣子。2025年全年,中國的價格增長基本持平,核心CPI僅上漲0.7%。消費者信心疲軟,需求不足,企業沒有訂單——這體現了當前經濟「供強需弱」明確特徵。

把「由負轉正」寫進任務清單,意味着温和通脹本身已被視為一種政策成功,而非需要壓制的風險。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今年的政策工具箱裏,出現了一些過去很少見的東西。

最引人注目的轉變是「投資於人」這個概念的浮現。報告明確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在促進低收入群體增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務實舉措。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指出,與過去幾年強調消費相比,今年強調了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意味着國家正在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今年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再提高20元,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提高24元。增加的具體數額雖然不大,但觀察國家在城鄉居民養老領域的政策軌跡,可以發現已經連續三年上調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這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提升城鄉居民基礎保障正在成為制度化的安排。

當然,上述所有這些努力都面臨一個巨大的外部變量——中美貿易摩擦。李強總理在報告中罕見地提及了美國「關稅衝擊」的經濟影響,稱去年實施的新刺激措施幫助緩衝了衝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只有3.3%。在這種環境下,中國能守住4.5%的底線,本身已是一種成就。

3月4日,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新華社)

路透社援引經濟學人智庫高級經濟學家徐天成的評論稱:「北京不一定把高增長率視為好事,因為它可能激勵地方官員用華而不實的『面子工程』和數據造假來誇大增長。」

這句話或許點出了這次目標調整的本質。4.5%到5%的區間,既是對現實的務實判斷,也是一種重新錨定。它承認了房地產時代的終結,也試圖為下一個十年——一個由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新能源汽車主導的十年——留出喘息和轉身的空間。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說,這個目標不是放鬆要求,而是換了種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