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裡有一句話始終在話語及概念上被反覆圍繞，即「統籌發展和安全」。這個說法並不是什麼創新詞，近幾年在官方各類政策文件裡已頻繁出現。不論談的是經濟政策、科技創新，還是糧食與能源問題，幾乎都會把「安全」放在同一個框架裡來討論。例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及產業政策時提到，要提升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韌性，確保運作穩定；在糧食問題上，也強調要穩住糧食生產、保障供給，「端牢中國人飯碗」。整體而言，許多在過去被視為純經濟的議題，如今越來越多被放進「安全」的視角來思考。

如果把時間回推二十年，彼時北京官方談得最多不是「安全」，而是「穩定」。在2000年代，「維護社會穩定」幾乎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從信訪制度到公安體系，再到地方政府各種維穩機制，核心目標都是避免群體性事件擴大，以防止社會矛盾演變成更大的動盪，「維穩」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常見的政策詞彙，許多中國研究的學者，也多將研究主題圍繞在「維穩」之上展開。

在學術開展議題之前，這樣的治理思路其實有其因果背景。回顧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結構隨之變化，諸如城鄉差距、土徵、分配與勞資關係等問題，都是容易引發星星衝突的爆點。彼時地方政府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矛盾保證在可控範圍之內。正如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說過的「穩定壓倒一切」，這句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被視為中國治理的一個基本原則。

然而，近十多年下來，中國官方的政策語言開始慢慢出現了一些變化，與其說是依舊追求「穩定」，現在更多用、更多談的詞則改為「安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或是習近平2014年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新安全觀），指明要「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從那之後，「安全」在官式語言的運用範圍呈逐步擴大之勢，不再只是軍事或國防問題，也開始包括經濟、科技及社會治理等領域。

從這個角度望看今年兩會的政策文件，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安全」詞彙與概念會被反覆提及。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科技發展時，強調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高科技自立自強能力；在談到產業政策時，提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與韌性。就連在能源與糧食政策方面，官方也將相關指導性與「安全」連在一起討論。過去這些議題通常被看作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但現在已然都被放在國安框架之下。

與此同時，另一個變化則發生在過去「維穩」工作主要由地方政府負責，而如今很多安全相關議題已是由中央層級負責統籌，安全問題可謂被納入更高層級的決策架構。例如，近年官方文件常提到「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這說明安全已經不只是某一個部門的工作，而是一個更整體的治理議題。

如果從治理目標來看，這種語言變化並不意味著一種斷裂，無論是過去的維穩體制，還是現在方面言說的國家安全，其實都與政治穩定密切相關。習近平在多次講話中都提到，「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換句話說，穩定依然是中國治理的一個重要考量。

因此，與其說新的安全概念取代了過去的維穩思路，不如說它是在原有基礎上的一種擴展。過去維穩主要關注社會秩序，而如今「安全」這個概念則把經濟、科技與產業政策等領域也納入其中。例如官方近年開始對百度、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祭出監管作為，或是針對網絡安全、個資保護，乃至AI突飛猛進發展等，都開始有意市地建立一套新的治理制度。另在近年受地緣政治干擾、影響甚鉅的半導體與能源等產業的發展與管理方面，官方也經常提到要做到「安全可控」。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安全問題正在官方的引導下，朝向內斂、防範與規制化。

從反向邏輯看對問題的感知，當一個政府反覆強調什麼議題，往往反映出它所感受到的風險在哪裡。有道是，政策優先順序通常來自決策者對問題的判斷，如果官方與政策文件反覆談論「穩定」，通常意味著政府擔心不穩定，而當強調「安全」成為一種顯學時，不啻反映出這個政府對某些風險環境有所警覺。

按這個邏輯來看今天中國的政策語言，就會發現安全議題的背後其實隱含著一種新的風險感知，即這種不安全感與過去維穩時期的社會矛盾不同，更大程度來自國家層面的不確定性。最鮮明的例子莫如近年官方經常提到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反映的正是對國際環境變化的一種判斷，包含對自己定位的理解，也包含我者與他者關係位置、重置的認識。尤其，在中美科技競爭、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背景下，產業鏈安全、科技與能源安全無可厚非被推上前台，成為日常政策關注的重點。

因此，近年政策語言中反覆出現的「安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官方之於風險治理的思維。與過去單純處理社會矛盾不同，今天的政策更傾向於提前建立制度框架，在問題變大之前先把風險控制住，從這個角度來看，從「維穩」到「安全」的語言轉變，實透露出中國治理焦點的一種變化。當年的官方反覆談「穩定」，係因為擔心社會動盪，而今天反覆談「安全」，則更多反映它所面對的各方不確定性，業從社會層面逐漸轉移到國家層面，得防範於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