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國會答詢時拋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後，中日關係便一路降溫。北京嚴正抗議，日本則一邊強調航行自由，一邊讓海上自衛隊艦艇本月再次穿越台灣海峽。表面上看，這是日本對台海安全立場的升級，往深一層看，這更像是高市早苗把台海當作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外部支點。

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安倍晉三時代已經被反覆提出。高市早苗不過是把這套話語推得更前、更硬，也更具操作性。她所說的「存亡危機事態」，關鍵不只在台灣是否遭受武力攻擊，而是日本能否以此為由，進一步鬆動戰後安全體制的限制，讓自衛隊在台海危機初期就取得介入的政治正當性。

這正是北京反應強烈的原因。北京當然反對外力介入台海，但官方對高市的警惕，並不只是日本是否真的能改變台海戰局。說穿了，在北京的戰略視野裡，真正可能構成核心外部變數的是美國，而不是日本。日本能提供基地、後勤、情報與政治配合，但要說日本單憑一句「存亡危機事態」，就能迫使北京全面重寫攻台劇本，恐怕是把自己看得太重。

日本前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總監、現任日本智庫研究員小川清史近日在一場演講中分析，高市早苗振呼台灣周邊情勢升高時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被解讀為日本可能在台海衝突初期即介入，等同打破中國原有對台作戰前提，迫使全面重寫攻台劇本，在戰略影響上非常重大。

綜觀小川清史的分析「很有趣」，他認為高市早苗把日本介入時點提前至中國對台封鎖階段，等同打破北京原本「速戰速決」的作戰前提，將迫使中國重新調整兵力部署與攻台節奏。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軍事分析的樣子，實際上卻也暴露出部分日本安全菁英的心理狀態：他們似乎真心相信，日本只要把台海危機納入本國存亡敘事，就能成為北京攻台計劃中的主要變數。

但問題是，北京對台工作從來不是在一個沒有外力干預的真空裡設計的。無論是美國、日本、菲律賓，還是第一島鏈的整體軍事部署，對北京而言，外部干預本來就是給定條件，而不是突然冒出的外生變項。也就是說，北京若真有所謂攻台劇本，那劇本一開始就不可能沒有美日因素。小川所謂「重寫劇本」，與其說是北京戰略被日本震動，不如說是日本右翼想像自己終於站上了歷史舞台中央。

這也是「台灣有事論」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看似是在保衛台灣，實際上卻可能把台灣變成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材料。高市早苗要修憲、強化國防、推動日本重返更主動的軍事角色，台海正好撞上來，提供了一個最容易被包裝的理由。因為只要把台灣說成日本存亡的前線，日本擴軍、修憲、突破專守防衛，就不再只是右翼議程，而可以被說成是現實安全需要。

舉例而言，日艦「雷」號日前穿越台海，就應該放在這個脈絡下看。在日本本位還有外部評價看來，這當然有航行自由的法律語言，也有對中國施壓的政治訊號，但其軍事意義未必大於象徵意義。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正默默把台海行動變成一種常態化展示，即通過台海不會是一次性的姿態，而是配合更大範圍的南海演訓、美菲合作、印太同盟架構等，逐步把日本軍事存在推向更靠近台海的位置。

與此同時，北京近月以來透過官媒頻頻對日本發出「新型軍國主義」的警告，原因無他，高市早苗確實把安保、修憲、國防產業與對華強硬等捆綁在一起。質言之，高市從來就不是單純在談台灣，而是在借台灣談日本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這才是北京真正要點出的部分——日本不是從一個周邊旁觀者突然關心起台海和平，而是想利用台海重新定義自己的軍事角色。

但在中日外交關係齟齬又你來我往間，理應為事主的台灣反而啞了。台灣聽到日本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話乍聽像是一類保護，但換句話說，台灣也順勢被放進了日本國家戰略的劇本裡，台灣的安全焦慮，搖身一變就成了日本右翼推動國家正常化的助燃材料。現實唯有台灣越危險，日本越有理由擴軍，台海越緊張，日本越有空間突破戰後限制。

要順道一提還有習近平日前在「習鄭會」上說，要把「兩岸關係的未來牢牢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這句話當然是北京一貫的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台獨表述，但也包含有另一層含義，即反對外部力量干預台海，美國如此，日本亦然。

所以，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真正製造的，不只是中日外交摩擦，而是把台海進一步推入大國與區域強權重塑秩序的競技場。日本想藉台海恢復戰略主體性，北京則借此警告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台灣一方面期待外援，一方面卻可能被外援的政治議程反過來利用。

是以，日本退將小川清史說高市將迫使北京重寫攻台劇本，這話聽起來很振奮，卻未免太像自我加戲，北京未必需要因高市一句話重寫劇本，但一定會因日本借台海推進軍事正常化而提高警惕。對台灣而言，真正該看清楚的也不是日本願不願意「來救」，而是當台海成為日本重登「軍國殿堂」的踏板時，台灣到底是在獲得安全，還是在被納入另一套更大的風險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