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個月，東亞兩場熱戲接連上演：一幕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拋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把中日關係推向斷崖，另一幕是習近平與特朗普繼釜山會談後再度通話，北京談台灣與戰後秩序，特朗普在社群貼文裡則隻字未提台灣，只剩俄烏、芬太尼與黃豆。台灣問題，同時把中日關係推向對撞，也把中美關係拉回對話，在國際政治經濟架構下，這不是巧合，而是權力與利益在同一個「節點議題」上的不同演算結果。

先看日本這廂，高市早苗在國會發表「台灣有事論」，把戰後歷任日相對台海的模糊克制一腳踢開，促發北京全方位、系統化的反制。諸如在外交上，王毅點名「日本現職領導人講了不該講的話，越了不應碰的紅線」，直接把台灣問題與二戰勝利80周年、抗日戰爭記憶綁在一起，將高市的發言定性為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在法律與國際輿論上，北京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指這是自1945年戰敗以來，日本領導人首次在正式場合把「台灣有事」與武裝介入掛鉤。在經濟層面上，北京重新祭出日本水產品入口禁令，叫停中日韓三方會談，釋出「政治後果不僅止於口水戰」的訊號。

這一輪操作的核心，等同中國對日重新翻開歷史舊帳。王毅在中亞之行的訪談裡，把台灣問題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一一串起來，強調「把日本當年竊取的台灣歸還中國，是戰後成果、也是日本作為戰敗國必須持續遵守的國際義務」，並點出日本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對台灣問題做過鄭重承諾，「具有國際法效力，沒有任何模糊、曲解空間」。從這個角度看，在戰後安排與既有政治文件框架下，日本不僅沒有權利把台灣當成「日本有事」的戰略跳板，連口頭試探武裝介入的可能，都是對自己過去簽字的否定。

問題在於，高市政權選擇的不是自約，而是企圖解開戰後枷鎖。與那國島導彈部署計劃就是最直白的例子。在距離台灣約110公里的與那國島上部署中程地對空導彈，在東京的話術裡叫「降低遭受武力攻擊的可能性」，但在北京和整個東亞的安全語境中，卻是把前線往台海推進。

當然，這些日本右翼政客私以為可以用台灣問題換取美國掌聲、凝聚國內民族主義支持，但他們都忽略了一個基本現實：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戰後秩序的一部分，這是國際政治語言的通識，何況日本自始至終，只是把台灣拿來包裝其「正常國家化」的宣傳工具，相應前者的份量根本輕如鴻毛。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今試圖在尚未真正清算的歷史遺產的情況下，再次縱容軍國主義滋長，面對的自然就不只是中國的憤怒，而是整個戰後制度對日本的「再審」。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根本無權談台海，不只是因為北京不許，而是日本自己在戰後文件上早已親手簽下「放棄這種資格」。

至於美國的介入，表面上是力挺盟友，實際上暴露的是另一種雙重標準。美國駐日大使葛拉斯日前抨擊中國停止日本水產品入口是「經濟脅迫的典型案例」，但問題在於，如果這叫「經濟脅迫」，那麼特朗普上任以來一波又一波的懲罰性關稅，從鋼鋁、汽車到晶片，究竟要歸類成什麼？舉凡利用市場準入、關稅與制裁作為談判籌碼，在國際政治經濟場遇上，叫做「以互相依賴為槓桿的權力運用」，華府這套用了半個多世紀，北京現在學著用回去，卻被貼上「脅迫」標籤，這說明的不是北京有多惡，而是美國對別人行使同樣工具的容忍度有多低。

更關鍵的是，北京對日本的反制，與其說是經濟懲罰，不如說是政治訊號——日本要在台灣問題上試探武裝介入，就必須承受相應的政治與經濟代價。這與特朗普「無差別式」、「唯我獨尊式」的關稅攻擊大不同，後者只是為了國內選票，毫不在乎是否破壞全球供應鏈與多邊貿易規則，前者則是針對明確政治衝突節點，目的不是推翻體制，而是迫使對方退回既有框架。當葛拉斯指責北京「經濟脅迫」時，他刻意忽略了最簡單的前提：日本首先選擇在中國核心利益上踩線，這不是一場單純的「中國對日本」，而是「日本主動挑戰戰後安排」的行為。

如果說日本在戰後秩序下「無權」談台海，那麼美國「更沒有資格」在台灣問題上說教中國的。原因不是美國力量不夠，而是它在結構上既無道德高度，也無歷史正當性。戰後亞洲秩序的形成，確實有美國的影子，但在中國抗戰、在中美共同對抗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歷史敘事裡，「中國與美國曾並肩作戰」是雙方目前仍能共享的少數記憶。北京如今重新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要把台灣問題從美國近年的「民主對抗威權」話術中抽離，拉回到1945年的文件與盟友關係。

在這個背景下，習近平與特朗普的通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根據《新華社》報道，特朗普在通話中表示「中國當年為二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這句話，美方沒有主動對外強調，特朗普自己在社群媒體貼文裡也只談到俄烏、芬太尼與黃豆，完全避開台灣，再次形成熟悉的北京與華府各說各話。

正因如此，「理解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這句話，反而更值得細讀，它不是對北京立場的認同，而是為美國自身利益預留空間的「模糊框架」。特朗普向來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者，在意的是中美關稅、科技限制、供應鏈重組等等，以及這些議題如何轉換成選票與就業數字。對他來說，台灣問題不是價值戰線，而是談判中的一枚籌碼，既然知道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就更要把這塊牌留在手上，而不是交給台北或東京去揮霍。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更沒有資格」議論中國，並不是指華府不會講、不能講，而是它沒有資格把自己包裝成「裁判」。當年美國在冷戰結構中利用台灣牽制北京，今天又在「印太戰略」旗號下，把台灣當成「第一島鏈」的前哨，從頭到尾都是為了美國的安全與經濟布局服務。華府既沒有參與抗戰的本土傷痕，也沒有簽下戰敗國的歷史義務，美國介入台灣問題的出發點，就是為維持自己的霸權，沒有什麼維護抽象的戰後正義。

反觀，作為「敘事受詞」的台灣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在日本右翼與民進黨政府共同塑造的話語裡，台灣被包裝成「民主最前線」、「美日同盟的延伸」，卻刻意切斷自己與中華民國抗戰歷史、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關聯，彷彿只要拒絕承認這段歷史，就能跳出中國內戰的脈絡。問題是，真正握有權力的行為者如中美日，談的是戰後秩序、盟友義務、關稅制裁、科技圍堵，台北的「價值敘事」上，頂多只是美日用來包裝自身政策的漂亮封面。

當習近平對特朗普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王毅警告日本「如果一意孤行、一錯再錯，一切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有權利對日本歷史罪行進行再清算」，這些話並不是說給台灣聽的，而是給美國與日本聽的。更準確地說，是給正在重寫自身國家路線的美國與日本聽。弔詭的是，日本如今在民族主義與軍事正常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台灣則沉浸在自身本土民族主義敘事裡，把一切與中國有關的歷史視為負資產，反而是特朗普式的赤裸現實主義，因為不被意識形態綁死，反而可能在「理解中國核心利益」與「維持美國利益」之間找到某種可交易的空間。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美之間會出現什麼浪漫的「大妥協」，只說明了一個冷酷的事實：在意識形態愈發激化的東京與台北之外，純粹以國家利益為考量的美國，反而更有可能理解或至少承認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從北京的角度看，這當然不保證結果會向自己傾斜，但至少提供了一個可以談判的出口。相比之下，日本若執意把台灣問題當成軍事正常化的踏板，只會把自己推向「再清算」的歷史風險邊緣。

習近平與特朗普這通電話，未必能立刻改變什麼，卻至少提醒了外界：當兩個大國的元首重新把台灣問題放回「戰後秩序」與「核心利益」的語境裡，台北與東京若還沉迷於「台灣有事」口號、自我感動的民主敘事，最後只會發現，真正決定局勢走向的，從來不是誰喊得最激昂，而是誰最清楚自己在國際政治經濟棋盤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