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貿易夥伴而言，2025年是一個令人既驚嘆又不安的年份。中國海關總署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年貨物貿易順差飆升至約1.2萬億美元，一舉刷新人類有史以來單一經濟體年度順差的最高紀錄。1.2萬億美元是什麼概念？若將其視作一個獨立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它足以排進全球前二十，超越老牌發達國家瑞士、瑞典、比利時。換句話說，中國去年從全球市場上淨賺回了一個「瑞士」。這是工業實力的紀念碑，但也可能是一座危險的活火山。

本文作者為紫荊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伍俊飛。

這份成績單迅速轉化為地緣經濟風暴。華盛頓、布魯塞爾、新德里、巴西利亞，甚至一些長期對中國商品張開雙臂的南方國家，紛紛築起更高的關稅壁壘。對中國電動汽車、光伏組件、鋼鐵製品的反傾銷調查如雪片般飛來。抱怨的聲音從發達國家的工會一路蔓延至發展中國家的本土製造商：中國輸出了過剩產能，卻把就業焦慮和產業空心化留給了別人。無論這種指責是否公平，一個冷酷的事實擺在面前——這種規模的順差在政治上已不可持續。中國必須主動尋求全球貿易的再平衡，否則將面臨一個日益封閉的外部市場。

對於如何給順差「消腫」，學術界和部分政策智囊團開出了兩劑經典藥方：擴大進口，以及將過剩的製造業產能轉移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南方國家。這在邏輯上無懈可擊。中國如果無法減少出口，那就增加購買；如果無法在國內縮減生產規模，那就把工廠搬到越南、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讓那裏的工人來完成最後一道工序，順差數字自然會向新的製造國分流。

然而，現實總是比邏輯複雜得多。擴大進口聽上去容易，但中國真正想買的東西，包括先進制程晶片、航空發動機、高端光刻機、核心工業軟件等，卻赫然列在美國及其盟友的禁運清單上。華盛頓主導的技術封鎖非但沒有鬆動，反而日益收緊。中國手握萬億美元級別的順差，卻無法將其兌換成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最急需的核心技術產品。中國可以買進更多大豆、牛肉、紅酒，但這類採購對改善貿易結構的邊際效用微乎其微，也遠不足以填平順差的鴻溝。

另一劑藥方產業大規模外遷，同樣在實施中處處碰壁。過去十餘年來，不少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將產能轉移到東南亞、南亞乃至非洲，但多數企業的經歷並不美妙。一家在孟加拉國設廠的內地紡織企業主曾這樣描述：當地工人的平均效率只及中國工人的六成，管理精細度要求的提升遠遠抵消了工資優勢；工廠時常面臨停電，輸港道路每逢雨季就一片澤國；配套的紐扣、拉鏈、襯布仍需從中國進口，物流成本高企。更令企業主們始料未及的是匯率，人民幣對許多承接產能的國家貨幣大幅升值，這在無形中侵蝕了原本就薄如刀刃的利潤。幾年下來，這些先行者的普遍感受是，在海外複製一套中國式的供應鏈，遠比想像中昂貴且艱難。

於是，政策空間被兩頭擠壓。一方面，外部世界要求中國主動減少順差的呼聲愈發尖銳；另一方面，通過擴大進口或產業外遷來實現再平衡的路徑，一條被技術封鎖堵住，另一條被真實世界的低效與風險所阻。正當決策者在這個兩難困局中尋找出路時，中國經濟內部的氣候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如果說龐大的順差象徵着中國製造的外向張力，那麼中國國內經濟此刻面對的，則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帶來的內向收縮壓力。2024至202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維持在5%，青年失業率徘徊在令人不安的高位。根據國家統計局2026年6月發佈的數據，5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5.6%。根據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發佈的報告預測，2026年中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預計將達3.2億人，佔全國7.25億總就業人口的44%以上。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讓千家萬戶的財富縮水，企業和居民部門不約而同地轉向去槓桿模式——提前償還房貸、縮減不必要開支、暫停擴產計劃。整個經濟體前所未有地渴望流動性，需求不振的陰影揮之不去。

在這樣的時間點上，大規模資本外流是決策層絕難容忍的。中央政府需要引導寶貴的資金留在國內，用於激活投資、支撐消費、化解地方債務和維持就業。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信號是，金融監管部門近期顯著收緊了內地居民在香港開設投資賬戶的通道，對以「跨境理財通」名義南下的資金流加強審查。這清楚地表明，防止資本無序外逃已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治理的一條紅線。

悖論就在這裏。同一時期，各級政府官員在公開場合不斷鼓勵企業「走出去」，宣導「出海」的必要性；商務部門組織企業出海搶訂單的包機一班接着一班；社交平台上，出海成功學成為一門顯學。這形成了一種罕見的政策姿態：嘴上鼓勵企業邁向世界，手卻要把錢袋子按在國內。人們不禁要問，當「出海」與「資金外流」變成硬幣的兩面時，企業到底該如何自處？

在多重目標和約束條件的交錯下，一條兼顧各方關切的中間路線可能更符合現實需要，我們可稱其為「中國內地+1」模式。

要理解這個模式，先須釐清它與坊間熟知的「中國+1」策略的本質區別。「中國+1」是跨國公司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後逐漸採納的供應鏈安排，其核心是在中國之外至少建立一個替代生產基地，以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2014至2015年間，隨着中國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這一概念曾被許多跨國企業的高管熱切討論。2018年中美貿易戰驟然打響，美國對數千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更將「中國+1」從錦上添花的選項升級為關乎生存的戰略。蘋果、三星、耐克等巨頭督促供應商在越南、印度、墨西哥設立新廠，所求者無非是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中心地位。「中國+1」的本質，是一場有計劃的「去中國化」。

「中國內地+1」的出海底層邏輯則恰恰相反。它的目標不是削弱中國內地製造業，而是壯大中國內地製造業的根系。具體而言，該模式主張中國製造企業將全球總部、核心研發、關鍵零部件製造和高附加值生產環節牢牢鎖定在中國內地，僅將一部分最終組裝、簡單加工或針對特定市場的定製化產線，以輕量級方式延展至境外一個或少數幾個據點。那裏便是「+1」——它可能是越南北寧省的一間組裝車間，也可能是墨西哥蒙特雷市郊的一座包裝廠，抑或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內的一條縫紉流水線。

在「中國內地+1」的佈局版圖中，香港將扮演一個格外特殊的角色。內地出海企業把海外總部設於香港，能夠充分利用這座自由港獨特的稟賦。香港擁有與國際無縫接軌的普通法體系、自由流動的資本賬戶和成熟的跨境金融服務能力，企業在此設立海外總部，可以高效處理全球合同、知識產權授權和離岸融資，而不必擔憂內地嚴格的外匯管制。更具想像力的是，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縱深推進，類似江門大廣海灣這樣的粵港特別合作區正在浮出水面。一旦港方產業園區在此落地，部分經審慎篩選的製造能力，譬如民用航空、精密裝配、生物醫藥、定製化包裝或針對東南亞和「一帶一路」市場的終端加工等等，完全可以佈局於此。這些產線在物理空間上地處廣東，卻在海關監管和法律意義上被視為香港製造，享受香港單獨關稅區的原產地待遇。由此，一根精妙的鏈條被打通：全球總部在內地，海外總部在香港，研發和核心製造在內地，部分製造在「香港飛地」，資金在「一國」之內循環，商品卻以香港身份出海。這既守住了防止資本大規模外流的底線，又為企業繞開針對內地的貿易壁壘提供了合規路徑。

這種架構帶來的第一個顯性好處，是阻止了資本的「連根拔起」。「中國內地+1」只要求企業輸出必要且有限的生產能力，而非把整個產業鏈全盤搬遷到海外。資本開支大幅降低，內地母體仍保持着壓倒性的就業創造和稅收貢獻。它回應了決策層的心病：資金和核心能力留在境內，避免了產業空心化的噩夢，保住了就業機會，也撫平了對外匯儲備過快消耗的擔憂。同時，這種佈局又恰好給企業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戶——通過在境外完成最後一道工序，貨物獲得了新的原產地身份，可以繞過針對中國商品的高額關稅，進入那些原本正關閉的市場。

更重要的是，從貿易統計的角度看，它能有效「壓縮」中國龐大的順差數字。當廣東東莞的一家電子企業將手機組件的90%的附加值和全部知識產權留在大陸，只把終端組裝放到老撾的園區，並以「老撾製造」的名義銷往歐美時，中國海關的出口報關單上出現的將不再是最終消費品，而是高價值零部件和半成品。由此，中國對目的國的消費品順差會顯著收窄，而所謂中間品貿易的順差在政治上遠沒有前者那麼刺眼。順差轉化為境外合資企業的當地銷售收入，並通過利潤匯回、品牌授權費和技術服務費等形式悄然回流內地。國家賬戶上的貿易不平衡減輕了，但真實的經濟利益仍然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

這種模式也為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升級提供了階梯。它鼓勵企業從單純的產品輸出轉向能力輸出，利用內地的研發和製造優勢，結合境外據點的市場准入和物流便利，構建「大腦在內，主體在內，手足在外」的跨國運營體系。它幫助中國製造擺脫要麼全留國內遭遇關稅，要麼全搬海外導致空心化的二元困境，找到了一種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1」當然不是毫無代價的烏托邦方案。它要求企業具備較強的跨境管理能力，應對迥異的勞工法律、文化摩擦和地緣政治風險。東道國政府可能會逐步提高原產地門檻，比如要求更高的本地增值比例，甚至迫使中國企業將部分核心工序轉移過來以換取市場准入。長遠看，這些「+1」據點也可能成長為中國本土的競爭對手。此外，西方社會若認定這是一種「原產地洗牌」的手段，極有可能制定更為苛刻的貿易規則，對「中國內地+越南」、「中國內地+墨西哥」的組合施加限制。

然而，這些風險恰恰說明了為何選擇「+1」而非「+N」或全盤外遷的克制思路更值得追求。與那種將整個工廠連帶供應鏈網絡悉數外遷的激進做法相比，「中國內地+1」的投入更小、更可控，退出的靈活性也更高。它無法徹底消除貿易摩擦，但能大幅度緩衝矛盾，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和國內結構調整贏得寶貴時間。對於當前面臨增長放緩、去槓桿化和就業壓力的中國經濟而言，穩比快更重要，這種自我約束的出海路徑，遠比不計成本的資本大出走更符合國家利益。

事實上，一些嗅覺敏銳的中國企業已經開始自發踐行類似的策略。華東一家智能家電製造商，把壓縮機研發中心和精密模具工廠留在合肥，在波蘭設立了一個僱用不到兩百人的終端裝配車間，成功繞開了歐盟的附加關稅，同時所有核心專利和八成以上的利潤保留在內地母公司。華南某新能源車企亦傳出消息，計劃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亞建立生產基地，但電池、電控系統和整車平台設計仍舊固守在內地的研發基地。這些零星的實踐，正在拼湊出一個更清晰的新全球化範式。

當1.2萬億美元的順差震動全球，當擴大進口和產業外遷的老路佈滿荊棘，當國內資產負債表尚未修復而資本外流的警戒線已被死死守住，中國需要一個更精巧、更高級的全球化劇本。「中國內地+1」模式或許就是這個劇本的初稿。它不是對過去四十多年「世界工廠」模式的否定，而是一次審慎的進化——讓中國的製造能力繼續留在自己手中，但換一種更柔軟、更不易遭到圍攻的方式嵌入世界。

「中國內地+1」模式需要一個面積更大的香港。這讓人想起中國園林藝術中的「借景」手法：不是把牆推倒讓花園暴露於荒野，而是在圍牆上開一扇窗，引入遠山，保持領地完整的同時與外界從容相通。對於在風暴中尋找平衡的中國來說，香港這扇窗可能比一扇大門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