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現代政治文明

西方政治文明的源頭是古希臘和古羅馬。中國政治文明的源頭是西周。雖然西周之前，殷商已有王朝、王權、內外服制、祭祀神權統治，但因當時的治理結構鬆散，尚無系統政治思想，權力邏輯集中體現為神權壓倒禮制，尚存明顯侷限，因此一般人們認為，實施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度和人文德治政治的周，才是中國政治文明的源頭。商只是早期國家形態，是中國王權政治的前身，不能算作完整成熟的政治文明。而周以成周的「周禮」則是中國製度化、倫理化理性政治文明的起點，是後世儒家與歷代封建王朝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的總源頭。

周王朝後期，中央王權崩潰，周禮制度「禮崩樂壞」，諸子百家興起，儒、道、法等激烈爭鳴，先後都擔綱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秦以法家立國，漢初以黃老治國，到武帝時開始「獨尊儒術」，儒家從此成為中國官方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君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政治和郡縣制等成為中國的主體政治結構。周禮雖然崩潰，但孔子等恢復周禮的努力沒有白費，周禮中理性政治的部分，經後世淬鍊洗禮，與儒、釋、道、法等後世形成的新思想、新主張一起發酵，持續演化，在政治意識形態與治國實踐中得到有效繼承，最終形成雜糅了儒釋道法的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政治文明，滋養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維持了兩千多年的中國特色政治。

現在西方談現代政治文明一般是以去神權化的世俗政治為發源，以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與官僚制國家制度形態的建立為標誌。其實如果依這一標準，最早建立理性政治的周就具有現代政治文明除了資產階級新意識形態的諸多面向。而官僚制國家政治形態的建立，即便以最保守的標準也是從實施郡縣制的秦王朝就已經開始。以官員選拔制度為例，秦的軍功制、漢的察舉制，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一直到後來的隋唐開創的科舉制，都非常成熟，實踐證明用之以進行國家治理也行之有效。但儘管如此，在中國，他們絕對不會被任何人歸入「現代」。作為對比，西方認為開創了「現代」政治的英國，在1854年前選拔官員還是取決於出身舉薦，相當於中國漢代的察舉制。直到 1854 年的《麥考萊報告》和《諾斯科特-特里維廉報告》建議取消恩賜，實行公開競爭考試，才正式奠定了英國現代文官制度的基礎。而彼時距離中國科舉制實施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千三百年，何以「現代」？

所以，中國對何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標準認定與西方在一開始就存在顯著不同。中國有流派一度認為，1912 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成立，頒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終結兩千多年君主專制，第一次在中國確立共和制、主權在民、三權分立、議會、選舉等現代政治基本框架；提出區分公民與臣民，提出平等、自由、民權等現代政治理念，是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開始。但這個說法隨着中華民國的崩潰很快蒸發，迄今在中國大陸已少有耳聞，唯在港台與海外才有些許市場。現代中國的主流派別認為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廢除舊時代不平等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新型國體，走出區別於西方的現代化政治道路，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雛形、人民政協制度，政治權力歸於人民，人民本位的建立才意味着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建立。

有意思的是，即便兩個流派對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起點認定不同，但是都把西方一些認為是現代的東西，比如現代西方才建立的某些官僚制度與某些文化傳統等歸為舊制。依照西方政治標準，實施聯邦制、總統制、三權分立制和民主選舉制的美國絕對是現代西方政治文明的頂峰。這個脱胎於英國、藉兩次世界大戰崛起，而後又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國家，被寄寓了一切政治期盼和美好想象，甚至是人類「歷史的終結」。中國自1949年建立的制度形態與文明也自然被他們一概而論歸為必然失敗的舊制。

但中國對此的認識恰巧相反。中國的歷史實踐和主流敘事都證明並認為，至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制度形態和政治文化不過是在歷史黑暗年代匆匆一試的失敗嘗試，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被作為是非現代的舊制劃入歷史。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論述，則不僅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代表了人類歷史發展方向，任何屬於資本主義的東西都終將被新制度形態替代。現代政治文明之於中國有一條明顯的時間界線——1949；有一個明顯的制度形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國體；有一個明顯的價值標準——人民本位。簡言之中國現代政治文明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性質。中西方對何為政治文明現代性認同的背後，本質上顯然是兩種制度形態與價值觀的激烈鬥爭。

毛鄧：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建立與發展

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經歷了一個從建立、到發展完善的過程。

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國領導人，以戰爭與革命的方式，推翻了被稱為「三座大山」的非現代舊制度形態，終結了百年屈辱政治格局，完成中國現代人民政治文明的奠基與制度初創。建國之初通過《共同綱領》確立人民民主專政國體，廢除封建專制與近代半殖民地舊政治秩序，徹底實現國家主權獨立、人民翻身掌權。1954 年頒佈首部社會主義憲法（五四憲法），正式搭建起人民代表大會根本制度、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三大核心政治框架，完整構建起適配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權體系；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公有制基礎，形成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根基，樹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流意識形態，確立黨的全面領導這一根本政治原則。同時建立完整黨政、國防、基層治理體系，統一多民族國家治理框架成型，探索群眾路線、人民民主等本土政治理念。第一次建立屬於全體人民的新型現代政治形態，劃定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根本屬性，為後世所有民主法治、國家治理築牢根本政治前提與制度底座；證明不照搬西方共和模式、走人民民主道路的可行性，奠定當代中國政治文明的制度底色、價值立場與發展方向，提供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初始範式。

在意識形態體系上，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礎上，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並確立其指導地位。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塑造民族、科學、大眾的價值內核。創立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學說，釐清社會主義社會思想矛盾處理原則。實踐層面，通過思想改造、教育體系重構清除封建、殖民舊思想，依託社會主義改造夯實公有制對應的價值根基；提出 「雙百方針」 繁榮思想文化，以群眾路線、集體主義重塑社會價值倫理，構建以人民、集體和社會主義為核心的全民價值共識，建立覆蓋宣傳、教育、文藝的完整意識形態工作機制。扭轉了近代中國思想混亂局面，確立社會主義在國家思想領域的絕對主導權，搭建起適配新政體的意識形態框架。

鄧小平等第二代中國領導人，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前提下，修復、改革並完善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把工作中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建民主法治秩序，確立發展民主、健全法制核心路線；出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精簡機構、理順黨政關係，着力克服權力過度集中弊端，推進領導體制制度化、規範化。持續鞏固人大、政協、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拓展基層民主，推動各領域立法工作恢復推進，確立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法治建設方針；創新 「一國兩制」 國家統一政治方案，豐富了國家治理體系；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體系，劃定政治體制改革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底線。這一時期，中國實現了政治建設從 「建制度」 向 「制度化、法治化」 轉型；平衡改革、發展、穩定，在堅守根本制度前提下釋放民主活力，構建兼具效率與公平的現代治理雛形；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區別於西式民主的獨特道路，為後續依法治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理論指引與實踐經驗，推動中國現代政治文明走向完善。

在意識形態領域，鄧小平糾正過往意識形態建設偏差，理順思想建設與現代化發展關係，完成主流意識形態從革命型向現代化建設型轉型。首先以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科學評價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破除教條化、極端化思想束縛；明確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意識形態底線，抵禦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思潮。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回答 「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突破傳統僵化認知，豐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內涵；提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重塑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社會道德規範。調整意識形態工作定位，服務於經濟建設中心，完善包容開放又堅守根本立場的思想治理模式。

習近平重建中國現代政治文明

習近平將中國現代政治文明推向了新階段，至少在七個方面對中國在制度與意識形態進行了歷史性重建。這些主張與行為，集中體現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和習近平黨建思想等七個方面，七位一體構成了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稱之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第一，重建社會價值體系。

如前文所述，歷史地看，從周禮開始，中華民族就形成了其獨特的政治文化底層。毛澤東在1949年建國，確立了中國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價值體系。這一體系在後來出現了原教旨化偏差，鄧小平撥亂反正，明確了何為社會主義的三個判斷標準。但當時一則中國相對於西方還比較落後，社會自信不足，難免對西方產生迷思，二則，蘇聯倒台世界就成了資本主義和自由經濟的天下，中國在開放的過程中也難免受侵蝕，在習近平上任之前出現了嚴重的價值認同危機，各種思潮極左的，極右的，私有化的主張氾濫。習近平上任後，立刻提出「四個自信」，扭住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牛鼻子」，把一切拉回到了中國本位和社會主義本位。習近平的社會主義不再是傳統認知的社會主義，不是原教旨的，也不是機械照搬馬克思的，而是屬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在中國價值體系上的最大創新，是提出了「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根脈，使二者彼此契合、雙向賦能，生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文化生命體。「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從根本上否定了之前對傳統文化的簡單否定，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以現代性特徵，避免了把馬克思主義外化進而「去馬克思主義」和把傳統文化封建污名化「去傳統文化」進而徹底西化的雙重危機，重新定義了中國現代政治文明，並使之紮根於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第二，重建國家目標體系

目標的牽引作用、激勵作用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組織非常關鍵。當年中共和毛澤東所以能在那麼艱難的情況下，以一個弱小的山溝政黨能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最終取得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中共在彼時提出的三大目標的牽引作用和激勵作用至關重要。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以能成功，鄧小平的小康社會的目標設定也不可或缺。習近平上任後立刻就帶領中央參加了「民族復興展」，確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總目標，做出了最莊嚴的宣示。隨後第一個百年目標提前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又被鎖定（而且分兩步走，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第二個百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時，軍隊的改革目標也設定為兩個階段實現；兩岸統一的時間目標和路徑設定；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設定。這些構成了習近平思想的四梁八柱，具有國家重建般的宏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三，重建國家政治生態

人們對反腐的理解，往往側重於權力的角度。但其實反腐的根本是政治生態重建和社會信念重建，這比干掉多少個貪官、集中了多少權力都重要得多。習近平上任後提出八項規定，並把它當成鐵律，十幾年堅持如一日，在反腐面前沒有鐵帽子王，提出要抓鐵留痕，老虎蒼蠅都打，把之前氾濫的權力關進了籠子裏，迅速遏制了腐敗，挽回了對國家未來對中共的信心，從根本上改變了之前貪腐橫行「反腐要亡黨不反腐要亡國」的困境。對習近平反腐如果只是從權力的角度認識，實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為時至今日，習近平已是中共定於一尊的絕對領導核心，其權威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毛澤東當年，如果真是為了鞏固權力，習近平有必要這樣還繼續這樣幹嗎？觀察這些年的反腐可以發現，即便是那些被認為是習近平親自提拔的重要人物，只要涉及腐敗，也都會被嚴懲不貸。習近平將反腐提升到自我革命的高度，將之作為毛澤東「民主監督」後第二個保證長期執政、規避歷史周期律的東西顯然不是說說而已。2026年6月6月15日，全國黨建工作座談會首次推出「習近平黨建思想」，在這一政治概念範疇裏，以反腐為主要體現的自我革命被認為是極重要的一環。在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重建政治生態也是極關鍵的面向。

第四，重建國家治理體系

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資本主義所以比封建主義先進就是因為它能建立一套比封建主義更科學更有效的治理體系，社會主義所以最終能替代資本主義也是因為它比資本主義更能克服發展中存在的自毀性矛盾。從中國的情況看，中華文明所以能數千年不湮滅，成為唯一連續存在的文明，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着比同時期其它文明體更科學、更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新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是毛澤東時代建立的，這一體系的建立從根本上扭轉了近代中國政治落後、制度落後，被人欺凌，人民遭受欺壓的命運，顯示出了強大的治理效能。經過改革開放，到習近平上任，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四個現代化基本實現，然而同時固化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表現為利益集團等）又成為發展與改革的阻力，改革還能不能進行下去成為當時最熱門的話題。習近平對此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他知道生產力產生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同時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及時變革也能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發展，因此他決定從調整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入手來重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的深層次理論邏輯，是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因此對「九龍治水」進行了根本性否定，批判了山頭主義，分散主義，團團夥夥等，重建了高層權力與決策體系，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建創造了政治條件。隨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提出了一攬子改革措施，提出了包括全面依法治國在內的「四個全面」，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到十九屆四中全會又進一步以國家治理體系為主題，對國家體系進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建意義的改革。其中最關鍵亦是最核心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習近平黨建思想統領一切的核心，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的政治保證，也是習近平作為中共黨的總書記的理論自覺與行動自覺。

第五，重建經濟發展理念

習近平對中國經濟與發展理念的重建，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對社會基本矛盾的認知，把「不平衡不充分」作為新的總路線，這一調整具有根本性，也是他這些年調整經濟的基本依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路線前提。這一總路線的提出背後，其實是習近平社會主義思想和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刻認知的體現。社會主義強調公平，反對貧富分化，鄧小平就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富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也一直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尤其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巨大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新經濟蓬勃發展，但與此同時，不公平的問題也越來越引發社會關切，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疼點和很多矛盾的總源頭。習近平一齣手就抓住了這個根本。其次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是習近平在浙江就提出的，習近平把它作為上任後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這些年中國環境的向好變化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第三，更了不起的是，正是這一理念的內在推動，出現了「新質生產力」，在新能源等領域建立了全產業鏈優勢，讓中國的全球經濟競爭力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六，重建國家武裝力量

武裝力量是一個國家和政權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不僅需要「文治」，還需要「武功」，毛澤東所以能領導中共革命成功並建立新中國，除了「文治」，卓著的「武功」也不可或缺，武裝鬥爭為三大法寶之一，槍桿子裏出政權就是毛對武裝力量作用的凝練概括。解放軍一向是個有高度戰鬥力的武裝力量，有意志，有輝煌的成績，也一直在不斷發展。但是習近平上任前有四點也必須認識到，第一，軍隊的嚴重腐敗；第二，軍委主席大權旁落；第三，訊息化、智能化帶來的戰場環境變化，解放軍在這個方面缺乏競爭力；第四，國際格局變化帶來的安全環境的變化，解放軍能否有效應對不敢保證。所以習近平對軍隊進行了重建性改革，包括一嚴厲反腐，二重建指揮體系，三新兵種建立，四武警指揮權從政府和地方剝離，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五大力發展軍事科技等，習近平強軍思想在軍隊改革中成型。

第七，重建中國外交理念

習近平上任前中國的外交理念基本上依循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在當時的那個國家環境，那種力量對比，韜光養晦是非常必要的，也為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開放創造了很好的外部條件。但是到習近平上任時，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國際格局變化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一個新的範式開始發生，形成了東升西降的趨勢，工業革命以來以西方主導的國家格局開始傾覆。在這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美西方的焦慮空前強烈，原來的一些區域霸權也蠢蠢欲動，世界進入了新一輪動盪期、變革期。已經變成大象的中國即不能再韜住自己的光了，現實世界的動盪衝突，和平與發展受到的威脅與挑戰，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治理體系受到的挾持，也對崛起的中國提出了要求，中國必須承擔起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國際責任。習近平因此重建了中國的外交理念，一方面更敢於用行動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維護區域和世界和平。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崛起與角色參與不是歷史上大國霸權更迭歷史的重演，而是充滿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智慧。中國傳統儒家強調「和而不同」，憧憬「大同世界」，習近平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又有共產主義者的普遍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自然而然誕生併成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構成，成為習近平構建世界新秩序的價值主軸。

需要指出的，中國政治文明無論「現代」與否，都始終保持着開放性，儒釋道法的雜糅本身就是開放性的體現。開放性亦是現代中國政治文明的最鮮明的特徵之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王滬寧在其早年政治學著作《比較政治分析》《行政生態分析》中就討論過中西傳統思想融合馬克思主義形成的現代中國主流意識。 2016 年 5 月 17 日習近平在《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文中明確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融通三大資源，包括作為核心指導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民族根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以及借鑑吸收西方文明先進成果的國外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三者中有兩者都是開放性吸收外來思想並將之中國化的成果。即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釋也是漢末佛教傳入後中國話的產物。在處理三者關係上，習近平及王滬寧也都提出了要守馬克思主義之正、傳中華文化之根、納人類文明之善的總原則，在方法論的角度為如何維護中國現代政治文明提供了指引。

中國式現代化：人類現代政治文明新形態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說起現代化，人們一般會形成幾大誤區。第一，現代化是西方化，西方代表了現代，東方是封建和專制的堡壘，不具有現代化的內在和表徵，東方想要現代化，必須西方化。第二，在第一點的基礎上，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是現代化的對立面，必須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才能現代化。第三，現代化是物質的，富裕即代表着現代化。至於富裕是少數人的富裕還是多數人的富裕，還是全體共同富裕，不在衡量現代化的標準之列。為物質富裕在其它方面付出了多大代價也不在現代化的衡量標準之列。物質之外的其它需求如精神需求等，更不在現代化範疇之內。

在西方對現代化概念的壟斷解釋和發展落差下，人們也忽略了西方現代化是帶血的現代化，是通過資本這個工具建立在對本國、對世界人民的剝削基礎上的現代化，是用炮艦為威脅的建立在殖民地人民血淚基礎上的現代化。

過去幾十年，即便中國建立了自己的現代化論述體系，包括把人民民主新國體建立作為制度現代化的開始，把中國化後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作為中國意識形態現代化改造完成和完善的標誌，但國際主流仍然遵循了西方中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敘事邏輯，頑固地把西方化、資本主義化、物質化作為衡量現代化與否的標準。因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發展落後於西方，又因制度初創走了彎路，有不少中國人也成為西方現代化的信徒。全盤西化、新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化、私有化思潮等不時泛起浪花，吹皺一池春水。還有一些民粹主義——其實是受西方炮艦主義和殖民主義現代化路徑影響的觀點認為，強大起來的中國也應該去像原來的列強一樣去搶奪勢力範圍，以此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由美國提出，被中國抵制，但是卻讓極少數人極為受用的G2概念就建立在對現代化的錯誤認知基礎上。

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從根本上否認了這些誤區。中國式現代化定義了五個方面的顯著特徵：第一，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第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第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第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第五，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僅是從最簡單的字面意思也不難理解其內涵，以及與傳統認知的西方現代化的本質區別。

中國式現代化沒有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峙的內涵，不是要搞一場新冷戰。如前所述，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開放性的鮮明特徵，它不是一個對外封閉的體系，借鑑吸收了西方現代化的某些方面，而且會持續保持其開放性。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由中國提出和踐行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可能不是根植於中國文化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習近平本人也明確指出過「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本色。

現代化必然包括物質的現代化。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是人類社會的起點。但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在物質之外，還有精神的追求，有公平方面的要求，有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國式現代化在此也給出了明確答案。就以現在AI的興起為例，如果以西方現代化的標準，那就不用有任何擔憂。通過資本與人才堆砌發展就行了。但是在中國式現代化標準下，就有很多問題需要治理，比如人工替代問題，武器化應用問題，可能導致的貧富加速分化和對人道倫理的挑戰問題等等，都需要在發展的同時一併解決。

近些年以來，西方遇到的種種治理難題，各種經濟與政治危機，都反映出西方現代化存在的根本性缺陷。而14億中國人沿社會主義道路通過艱苦奮鬥所取得的卓著成績，已經顯示出中國式現代化可以有效規避西方現代化的困境，可以解決人類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各種普遍性問題，因而越來越有吸引力。為世界在西方現代化之外開闢了另一條更可行、更科學、更具持續性的現代化道路。

更關鍵的是，習近平領導中國這些年發生的巨大變化讓現實中國式現代化具備了現實可能，也讓中國人建立起了自信，更為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範圍內被認知和接受創造了條件。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創造出另一種真正現代化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在自主探索政治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亦可借鑑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範疇的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從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方案中得到啟示。從而使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超越國家邊界的普遍性意義，成為人類現代政治文明新形態。

事實上，當我們用「中國式現代化」來命名這一現代化模式時，其實已經意味着這一現代化模式已經具有超越中國國家地理邊界的意義和訴求。習近平思想被稱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因，前者是在中國的地理邊界之內，後者已經具有了超越地理邊界的意義。世界格局現在正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文化與制度體系在世界範圍內正遭遇全面質疑，與中國的崛起與穩定形成強烈反差，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帶頭人，同時也是新興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其所提出與踐行的現代化模式不可能不在國際社會產生政治迴響與示範效應。從人類社會發展與大國擔當的角度，即便中國無意與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進行另一種現代化模式的對峙，作為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一個具有豐富歷史文化與文明傳承的國家，也有責任為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多樣化探索做出貢獻。在當今這個日趨動盪的世界，應該承擔起應有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