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於7月17日至7月20日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的最大亮點是共計有29個國家代表出席並共同簽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協定》，通過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人工智能合作發展行動計劃》、《國際人工智能倫理治理行動計劃》等多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文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 WAICO）由此正式誕生，成為全球首個政府間人工智能國際組織，總部設在上海。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親臨大會發表主旨講話，並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及各創始成員國代表一起見證了WAICO誕生。

在中美正圍繞人工智能（AI）進行激烈競爭，且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科技與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已然成為重塑全球科技、經濟與地緣秩序關鍵變量的背景下，WAICO誕生標誌着中國在這場博弈中落下關鍵一子。它是中國與美國爭奪全球人工智能國際規則、技術生態與影響力、主導權的體現，亦是中國踐行人工智能治理與發展「中國理念」，攜手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打破西方人為製造人工智能與數字鴻溝、構建人類AI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體現。

WAICO成立後，全球人工智能體系將呈現出與原來不一樣的新格局，形成兩大差異懸殊的平行發展與治理體系：一個是由美國主導、依附於經合組織（OECD）運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夥伴關係（GPAI），成員以歐、美、日、韓、澳等46個發達經濟體及盟友為核心；一個是由中國牽頭、由29國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共同發起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二者看似均以推動全球人工智能落地與治理、規範AI發展為宗旨，但是其組織屬性、價值導向與運行模式等層面都存在本質差異。

首先，在組織屬性與法律地位上，GPAI由G7國家AI業界於2020年牽頭髮起，依附於OECD框架運行，並非獨立國際機構，只是一個無國際法約束力的業界政策溝通協調平台。該組織沒有專屬多邊國際協定作為支撐，所有規則、倡議均為指導性準則，運行邏輯完全依託西方既有AI治理體系，在本質上是西方產業經濟圈層化的產物。而WAICO是由29個主權國家根據共同簽署的多邊協定成立的「獨立政府間國際組織」，擁有完備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相較於GPAI的依附性、鬆散性特徵，WAICO具備正規國際組織的權威性、穩定性，是首個以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發展需求為核心、由主權國家平權參與的多邊AI治理正規機制。

其次，GPAI現有46個成員以歐美日韓澳等西方發達經濟體為核心，准入機制設置了嚴苛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門檻，新成員加入必須認同OECD設定的西方AI價值體系，需全體現有成員協商同意，AI技術與治理規則僅在西方盟友內部流轉。這種准入模式天然形成了圈層壁壘，將中國、俄羅斯、古巴等諸多主權國家排除在外，構建起一個封閉的精英利益小圈子，本質是「意識形態綁定的閉源治理模式」。與之相反，WAICO堅持「全域開源、全面開放」的准入原則，無任何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水平的篩選門檻，面向全球所有主權國家平等開放。其創始成員國以亞、非、拉美等全球南方國家為主。成員結構與准入規則的鴻溝，直觀暴露了GPAI的排他性與WAICO的開放性，是二者閉源與開源本質的核心體現。

因此，在GPAI框架下，技術合作具有極強的封閉性與壟斷性，西方科技巨頭的核心算法、底層算力、高端模型不對外開放。同時，GPAI配合西方的晶片封鎖、技術禁運、出口管制等政策，通過高額授權收費、技術壟斷賺取超額利潤，人為拉大南北數字鴻溝，其技術合作本質是服務於西方產業壟斷與地緣霸權的工具。而WAICO則顛覆了這種壟斷模式，構建起「全面開源、開放共享、互利共贏」的AI產業合作生態，組織推動開源大模型普及、全球算力網絡共建、AI核心技術無償轉移，反對技術封鎖、算法壟斷與科技霸凌。

第三，GPAI的底層邏輯並非推動全球AI共同發展，而是以AI風險管控為外衣，將科技治理異化為地緣政治對抗的工具，強行要求所有成員對齊其意識形態，本質是假借AI科技之名，行地緣政治對抗、價值觀輸出之實，讓科技治理淪為大國博弈的工具，完全忽視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數字化落後、AI技術缺失、數字基建薄弱的核心困境。而WAICO的核心宗旨是共商共建共享、彌合全球智能鴻溝、實現AI普惠發展，踐行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WAICO在其成立宣言中即公開表示充分會尊重各國發展階段差異、制度文明多樣性，拒絕單一化、霸權式的AI治理標準，始終堅持發展優先、安全兜底的治理邏輯。

針對多數創始成員國AI領域近乎空白的現狀，WAICO的核心使命是破解全球數字發展失衡難題。WAICO成員國中，除中國擁有僅次於美國的AI產業競爭力與技術條件外，其餘成員國AI產業基礎薄弱、數字化建設幾乎處於空白狀態。這種看似的「短板」，恰恰是WAICO成立的核心價值與時代意義。

在數字時代，AI技術落後、數字化成本高昂，會讓廣大發展中國家徹底喪失發展機遇，被時代邊緣化。中國依託自身AI技術與產業優勢，向各發展中成員國輸出適配本土需求的輕量化、低成本AI技術方案，可幫助各國在成本可控基礎上搭建自主可控的本土AI產業鏈，避免淪為數字難民。在WAICO框架下，中國可通過技術轉移、算力共享、人才培養、基建幫扶等開源合作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成本、可落地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幫助其補齊AI發展短板，打破了少數國家壟斷AI技術資源、獨享數字發展紅利的格局，讓AI技術不再是發達國家的專屬特權，而是全球各國共同發展的公共產品。

概言之，GPAI在本質上是假借AI科技之名，行意識形態對抗、技術壁壘封鎖、資本與圈層壟斷排他之實，是典型的閉源式精英俱樂部機制。而新誕生的WAICO秉持開源共享、全域開放、平等共治的核心原則，打破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對全球AI規則與技術資源的壟斷，讓長期在AI與數字建設領域被邊緣化和失語的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首次擁有了參與全球AI規則制定的對等話語權，為全球數字治理注入了全新的公平正義力量。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主導建立WAICO不是在AI領域和美國瓜分勢力範圍，也不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謀求與西方對抗。中國在AI產業的發展與治理上，始終走的是一條開源的、開放的道路，立足於AI產業在全球的平衡發展與科學治理，是為全球AI治理提供了全新方案，更以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中國在AI領域無意樹敵，無意於在AI領域搞「新冷戰」，建立一個AI領域的「華約陣營」與西方組成的「北約陣營」搞對抗。從陣營對抗的角度認識WAICO，既錯解了中國與29個WAICO創始成員國成立WAICO的初心，也貶低了WAICO試圖構建AI多邊體系、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的超國家價值。

但另一方面，WAICO與GPAI的差異，與其在中美競爭中的現實意義也不容迴避。在中美競爭的現實下，美國構建技術「小院高牆」，持續對中國AI產業實施全方位技術封殺、市場封鎖，通過晶片斷供、技術壁壘、市場排他等手段，拉攏其它國家試圖遏制中國AI發展的做法，更對不少全球南方國家搞數字殖民、人為製造AI數字鴻溝的做法，讓中國與廣大全球南方國家也不得不做出回應。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回應時代需要主導建立WAICO，客觀上也必然有產業突圍和反對美國技術霸權、重塑AI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體系的多重目標。

因此，認為WAICO成員國均為AI技術落後甚至空白國家，質疑WAICO能否推動AI發展與打破美國封堵上能有多大意義的看法是短視的。事實上，中國這一戰略佈局與十幾年前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之初，因合作對象多為經濟薄弱、地緣複雜、發展滯後的國家，曾被外界質疑投入大於產出、發展前景渺茫。但十餘年來，隨着「一帶一路」不斷擴容發展，長遠佈局的戰略價值全面顯現。

官方數據顯示，2013至202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年均增長6.4%，其中近五年（2021-2025）年均約 8%；累計貿易總額超過25萬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超4200億美元；2026年上半年，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達12.97萬億元，按年增長14.8%，佔外貿總值的50.9%。如今，「一帶一路」不斷擴容，已經成為中國經貿領域的核心戰略後方，為中國應對中美經貿博弈提供了堅實的替代市場與發展底氣，印證了深耕潛力市場、佈局長遠發展的戰略正確性。各國也都從中受益。

WAICO正復刻這一長遠戰略邏輯，當前各成員國的AI發展空白，並非發展短板，而是巨大的未來增量空間。而且WAICO和「一帶一路」一樣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中國通過WAICO提前佈局全球南方AI市場，在助力各國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必將如「一帶一路」在中美博弈中的戰略價值一樣，打破美國對中國AI產業的市場封鎖與技術圍堵，有助於完善中國在新興領域國際組織的戰略佈局，為中國在中美AI領域的競爭提供戰略支撐，為相關國家的AI數字建設提供技術與理念支持。

同時，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AI規則、治理、市場、話語權等決定着未來全球經濟、地緣競爭格局，誰掌握 AI 規則制定權，誰就能主導數字時代發展秩序。過去全球 AI 治理話語權被美國壟斷，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集體失聲。中國牽頭成立WAICO，落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把發展優先、安全兼顧、反對科技霸權、尊重數字主權等中國治理主張轉化為多邊國際共識，輸出適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 AI 治理方案，可以團結全球南方國家在多邊數字議題中形成合力，反對美AI霸權，平衡世界數字治理格局，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均衡、包容的全球數字新秩序，並順勢構建起開放、多元的全球AI多邊主義合作新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