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節選自《觀念的穹頂：經濟思想史二十四講》一書，作者為英國著名經濟思想史家羅傑·E.巴克豪斯、基思·特賴布。

意識形態問題與經濟學

人們經常指控經濟學家存在意識形態偏見。今天，某位經濟學家或某項政策建議最有可能被指控為是「新自由主義的」。相比之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被指控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隨處可見。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都會聲稱，經濟學家的政治偏好支配著他們的科學判斷：經濟學家的結論並非僅僅建立在中立的經濟分析的基礎之上。

這樣的指控很難得到確證，因為經濟學家通常會辯稱，其政策建議甚至政治立場的正當性都可以通過科學分析得到合理證明。即使批評者對其科學分析持懷疑態度，經濟學家也可能不接受這些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經濟學家持有在批評者看來是錯誤的觀點，也很難斷論經濟學家的建議是基於其所認為的科學分析以外的任何其他東西。

經濟學家比自然科學家更容易招致批評，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四點：

經濟學中的證據往往模稜兩可，以至於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即使證據相當明確，經濟學家也需要做出十分謹慎的表述，而這會導致非經濟學家失去興趣，或者產生懷疑；

計量經濟學結果中包含的誤差通常大於自然科學中的誤差；

重複實驗和更大的樣本量並不總能減少這些誤差。

具體到經濟政策，經濟學家招致批評的原因還包括：

政策（制定）要求即時給出答案；

經濟學家往往無法等到證據充分積累（之後再做決策）；

人們對經濟學所探討的議題往往有自己的看法。

這一切背後的問題在於，對於何人有資格自稱為——或被稱為——經濟學家，並沒有明確的標準。人們可能會很容易地想到，經濟學家指的就是那些接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即擁有經濟學學位甚至博士學位的人。但與醫學等領域的情況不同——在醫學界，醫生資格的授予是由專業機構控制的——經濟學領域並沒有專門的組織或機構對經濟學家的專業資格進行認定。在媒體中被稱為經濟學家的人，既包括那些研究經濟學並在同行評審期刊上發表文章的人，也包括那些儘管未受過正規經濟學訓練卻被冠以此頭銜的人。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鑑於他們在媒體上聲名顯赫——那些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們分析經濟和金融數據，卻可能未受過任何專業的領域訓練。他們的視角——往往聚焦於證券價格的短期走勢——可能與學術界專家的視角截然不同。

經濟學的「研究重鎮」理論上是一個完全獨立於意識形態的問題。經濟學家在研究機構任職，人們可以探究特定的研究機構是否與某種經濟學研究風格有關，而無須涉及意識形態問題。然而，在實踐中，兩者之間卻存在著聯繫。麻省理工學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因其與保羅·薩繆爾森和羅伯特·索洛的關係，而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自由派」（即左翼或中左翼）政治立場聯繫在一起。與之相反，芝加哥大學在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阿倫·迪雷克特和羅納德·科斯的影響下，則與「自由市場」的立場相關聯。「研究重鎮」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這種聯繫，催生了「鹹水派」經濟學（指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它們都位於海岸）和「淡水派」經濟學（指芝加哥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羅切斯特大學，它們都位於內陸，在湖泊或河流附近）這樣的術語。

冷戰與麥卡錫主義

20世紀40年代末冷戰爆發後，共產主義開始被視為「違背美國精神」的存在。與其他行業人士一樣，一些學者因涉嫌同情共產主義，甚至因為拒絕透露可能與共產黨有關的同事姓名而面臨解僱風險。這影響到了相當大一部份經濟學家，不過許多人都能在其他大學或國外重新獲得教職。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勞倫斯·克萊因，他曾因短暫加入共產黨，為避免前途未卜，毅然離開伊利諾伊大學，轉而赴牛津大學任教。

然而，「反共主義」也是一面方便的旗幟，因為保守派可以打著反共旗號抨擊那些支持國家干預經濟的經濟學家。在此背景下，對羅斯福「新政」的反對聲浪日益高漲，並進一步發展為對凱恩斯主義政策思想的敵視。「凱恩斯主義」被譴責為等同於「共產主義」。其中一個表現，便是對介紹凱恩斯的理論的教材的攻擊。第一本受到攻擊的已出版的教材是加拿大經濟學家洛里·塔希斯的《經濟學原理》（1947年）。該書遭到了嚴厲的抨擊，譴責聲明被寄往所有使用該教材的大學院校。大約在同一時間，薩繆爾森《經濟學》（1948年）的初稿也遭到了麻省理工學院校董會（該機構負責監督麻省理工學院的各項活動，其成員包括眾多保守派商界人士）成員的攻擊。對這兩本書的攻擊同時還伴隨著威脅：如果不停止使用這些教材，提供給大學的資金就會被撤回。隨後，薩繆爾森的教材又成為年輕學者威廉·巴克利所著《耶魯的上帝與人》（1951年）一書的靶子。巴克利的著作對現代保守主義影響深遠，書中揭露了諸如耶魯大學未能向學習社會學的學生講授傳統基督教教義等現象。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這些攻擊究竟產生了多大影響？答案似乎是，影響非常有限。沒有證據表明大學因回應攻擊而放棄了原先的教材。塔希斯的《經濟學原理》教材在第一年後銷量暴跌，這可能是上述攻擊造成的，但更可能是因為薩繆爾森《經濟學》教材的面世。薩繆爾森聲稱，這兩本書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但他的書採用了不同的寫作風格，以至於可以為教師提供充足的理由來放棄塔希斯的教材，改用他的教材。大學校董會可能有許多保守派人士，但許多人都秉承學術自由的原則，並不希望受到外界的干預。薩繆爾森還特別聲稱，外界的攻擊促使他更加謹慎地寫作，就像一名律師在背後監督著他一樣。毫無疑問，薩繆爾森的確行文謹慎，然而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為了回應這本教材遭受的攻擊而修改了編寫內容。因此，沒有證據表明「反共」促進了「更為安全穩妥」的數學推理風格的發展。事實上，在這一時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得到了蓬勃發展。

凱恩斯主義與「計劃」有關，因而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質疑；然而，計劃在某些地方卻是可以接受的。考爾斯委員會——我們在第十五講中曾討論過——這個組織中的許多成員都大力倡導計劃，而且當時發展各種技術——活動分析、線性規劃以及宏觀計量經濟模型——正是以服務於計劃為目的。這導致其與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之間發生了嚴重摩擦，並致使考爾斯委員會於1955年離開芝加哥大學而前往耶魯大學。不過，考爾斯委員會並不像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那樣受到同樣的攻擊。這可能是因為它從事的是高度技術性的數學化的研究，這些研究雖然對計劃有所幫助，但並不被視為具有直接的政治含義。這也可能是因為考爾斯委員會與美國空軍存在密切聯繫——在後者看來，計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對意識形態的討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這在蘭德公司的歷史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蘭德公司是一家由美國空軍在1948年成立的智庫，其方法涉及所謂的「系統分析」，即「試圖幫助決策者回答有關人和機器的複雜組合的重要問題」。該方法致力於使用定量分析，並採取一種「全局性的」研究進路，可概括為「專家運用定量分析技術進行技術官僚式管理」。一開始，研究聚焦於軍事規劃，分析諸如物流、核戰略（博弈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及軍事戰術等問題。然而，到20世紀60年代，蘭德公司的研究範圍擴展至社會問題。當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福特汽車公司前總裁——擔任甘迺迪政府的國防部部長後，蘭德公司的方法開始被政府內部採納，系統分析被應用於越南戰爭的作戰指揮。這種做法與冷戰意識形態具有內在一致性，因為個人主義和理性選擇當時被視作自由社會的標誌，而大部份系統分析均以個人主義和理性選擇假設為前提。然而，蘭德公司的方法卻無法被劃歸為任何傳統的「左派」或「右派」意識形態類別：在蘭德公司從事研究的經濟學家實際上包括許多自由派人士。

激進經濟學

20世紀60年代，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了美國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貧困問題、不平等問題、城市問題、種族問題和性別問題。而越南戰爭的升級和徵兵制度的實施則為激進活動提供了焦點議題：年輕人面臨著被徵召參加戰爭——他們每天都能從電視上目睹戰場實況——的威脅。1968年，芝加哥警方粗暴對待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外的抗議者，則為激進活動提供了一個更具體的針對對象，這促使各個社會科學學會呼籲將它們的年會遷離芝加哥以示抗議。對此，美國經濟學會決定不遷出，而1968年夏成立的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則選擇在費城舉行了年會。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是一個激進分子的組織，它質疑資本主義，指責大多數經濟學家忽視了權力、階級、不平等和貧困問題。激進經濟學不是馬克思主義，但與馬克思主義存在親緣關係和交集。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激進經濟學引發了廣泛關注。在一些大學，主要是學生和年輕教師開始對學校施加壓力，要求開設講授激進派認為是重要議題的相關課程，這對學術研究與政治相分離的傳統做法提出了挑戰。鑑於傳統經濟學面臨的挑戰，這不可避免在教師聘用與晉升中引發了有關學術標準和政治歧視的問題。標誌著人們對激進思想越來越感興趣的一件事情在於，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第八版（1970年）新增了關於經濟不平等以及種族問題、城市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的章節。第九版（1973年）更進一步，添加了經濟思想史的內容，其中馬克思被認為「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位世俗學者，世界上有一半人口認為他很重要」。這些話題在薩繆爾森獨著的所有版本中都被保留了下來。

「新自由主義」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了轉向「自由市場經濟學」的趨勢。正如已在第二十二講中討論的，這一轉變涉及諸多變革，得到不同學術譜系的經濟學家的廣泛支持。然而，這些變革背後的一個推動力，是通常被其批評者（有時是其支持者）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儘管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末，但它通常被認為起源於1947年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組織的會議——這次會議創立了朝聖山學社。這次會議聚集了一批來自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思想家（以經濟學家為主，但也包括其他學科的學者），致力於發展一種自由主義哲學，以對抗他們所認為的西方社會日益滋長的集體主義。該學社後來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網絡，將眾多關注「自由市場經濟學」的組織聯繫起來。

支持儘可能通過市場解決經濟問題，與倡導國家在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這二者並不矛盾。然而，新自由主義者走得更遠，他們對國家抱有根深蒂固的敵意，支持市場化解決方案，同時試圖縮小政府規模，努力減少除國防以外的絕大多數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活動，包括醫療、社會服務、教育等。這些思想得到了眾多智庫的推廣，它們構成了一個大型智庫網絡，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英國1956年成立的經濟事務研究所、1977年成立的亞當·斯密研究所以及美國1973年成立的傳統基金會。不同於布魯金斯學會等組織，這些智庫是所謂的「倡導型」智庫，致力於宣揚特定的政治和經濟立場。就背負政治承諾而言，「倡導型」智庫可能與古老得多的費邊社（成立於1884年）更加相似，該社致力於通過漸進改革促進民主社會主義事業。這些智庫的重點不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是將新思想注入政策過程。

奧弗爾和索德伯格合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邏輯》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諾貝爾（經濟學）獎——或者更準確地說，1969年設立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推動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正當合法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一正當合法化過程卻是以犧牲社會民主——他們將其定義為有利於公民利益的集體決策——為代價的。其中的關鍵人物是哈耶克，他於1974年（與著名的瑞典社會民主黨人岡納·繆爾達爾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奧弗爾和索德伯格根據對經濟學家研究的引用構建了一個衡量經濟學家影響力的指標，該指標表明，大多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在其影響力接近峰值時獲得該獎項的。與他們不同，哈耶克在獲得該獎項時，影響力非常之低，並且正在下降，很難想像如果哈耶克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影響力會如何變化——或許會保持在極低的水平。1974-1991年，至少有7位朝聖山學社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連該學社的官方歷史學家也承認，這有助於鞏固朝聖山學社的地位。當然，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曾被授予那些具有奧弗爾和索德伯格所說的社會民主觀點的經濟學家，但該獎項——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關鍵時期——被不成比例地授予給了保守派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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