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大城市中，合肥本來是一個並不起眼的省會城市，然而因為過去20年的快速發展，因為從京東方、蔚來汽車到長鑫科技的故事，合肥一躍成為許多人眼中的最強風投城市。20年前的合肥雖有省會城市光環，卻被人戲稱為中國「最大的縣城」，然而今天的合肥早已是名聞天下的科創之城、風投之城。最近隨着長鑫科技成為A股股王，合肥國資的賬面浮盈超萬億元人民幣，合肥模式備受矚目。

在過去20年中，合肥GDP在中國各大城市的排名快速上升，成為進步最大的城市之一。最近長鑫科技的上市，讓合肥上市企業在A股的總市值名列中國第四，僅次於北京、深圳、上海。合肥對京東方、蔚來汽車、長鑫科技的投資不僅堪稱經典案例，而且還構建起新型顯示產業集群、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半導體產業集群。

合肥模式為何能在過去20年大獲成功？許多人在談到合肥模式的時候，都會提及2005年主政合肥的孫金龍以來歷任合肥政府的積極作為。根據網上資料可知，合肥政府在過去20年中抓住城鎮化、工業化和產業轉移機遇，發揮毗鄰「長三角」的省會城市優勢，主張「工業立市」，以政府基金風投帶動新興產業集群落地，以不同尋常的耐心來培育與壯大產業鏈，確實是中國各大城市中非常醒目的存在。

合肥模式值得學習，但合肥模式難以複製。孫金龍與吳存榮的故事，既是合肥模式的開始，又在警示合肥模式需要解決可持續的問題。孫金龍是在2005年3月至2011年7月擔任合肥市委書記，他被許多人譽為合肥模式的開創者。孫金龍主政合肥期間，大破大立，既解決困擾合肥多年的違建問題，又提出「工業立市」，狠抓招商引資，大規模削減不必要的審批項目，拿出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讓京東方在合肥建廠。吳存榮是2005年12月擔任合肥代市長，次年2月去代轉正，與孫金龍一直搭檔到2011年7月孫金龍調任。後來吳存榮在2011年9月至2016年11月擔任合肥市委書記，在他任內，合肥啟動長鑫科技的項目，發展半導體產業。

網上不少聲音認為，合肥的跨越式發展是從孫金龍、吳存榮時期開始，最近長鑫科技上市所預示的合肥模式的成功離不開孫金龍、吳存榮當年的努力。然而孫金龍、吳存榮兩人的命運不同。

離開合肥之後的孫金龍去了湖南、新疆工作，現在擔任生態環境部黨組書記。吳存榮離開合肥之後去了重慶、山西工作，2024年他在擔任山西省政協主席期間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2026年3月的一審判決顯示他從2006年至2024年期間「為他人在項目規劃審批、土地性質變更、企業經營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27億餘元」，被判處無期徒刑。最近隨着長鑫科技與合肥模式的成功，網上既有許多人誇獎孫金龍在合肥的貢獻，又有不少人感慨吳存榮的功過是非與政治命運。

合肥模式的關鍵其實是人的因素，即政府官員是否有遠見、有擔當、有耐心與是否懂得培育市場、建立上下游產業鏈。被人誇獎的孫金龍讓人看到合肥模式的了不起之處，但備受爭議的吳存榮反映出合肥模式的複雜。吳存榮毫無疑問是一位做實事、有能力的官員，但他的腐敗行為又十分嚴重。合肥模式的意義在於，對於一個市場機制不健全的後發地區來說，有能力、有擔當的政府官員能在經濟發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合肥模式的挑戰在於，當政府官員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較大作用，怎麼防止政府官員亂作為與權力尋租。人不是天使，不是每個手握大權的人都能經受住利益和慾望的考驗，不是每個官員都有遠見、有能力和有擔當。

經濟的健康發展既離不開政府的作用，又離不開市場的作用。對於後發國家和地區來說，面對市場機制的不健全，面對基礎設施、營商環境與配套措施的滯後，政府往往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有力說明，政府與市場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的關係。然而從未過時的追問是，政府怎麼與市場互相補充、互相促進，政府怎麼防止亂作為、瞎折騰與腐敗。

合肥模式與孫金龍、吳存榮的故事說明，中國的發展依舊需要一大批有遠見、有擔當、有耐心、懂市場的官員，但只有建立充分有效的激勵、監督與約束機制，在激勵官員積極有為的同時防止官員亂作為、瞎折騰和腐敗，合肥模式才能解決可持續的問題，中國所探索的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道路才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