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8月17日在北京舉行前總書記江澤民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一天後，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相隔一天的兩場政治儀式，讓19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主導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江朱時代」，再次成為觀察中國改革路徑的視窗。

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江澤民的講話中，高度評價江任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及擴大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政績。

官方8月18日公佈的朱鎔基生平，則進一步勾勒出官方對「江朱改革」的完整定位。

朱鎔基的副總理和總理任期被形容為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關鍵時期」。除宏觀調控和經濟「軟著陸」外，通告詳細肯定分稅制、金融體系重構、國企改革脫困、社保和住房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等工作，並強調朱鎔基主持完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為進一步擴大開放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條件。

結合兩份官方評價來看，江朱時期並非被定義為單純的「市場化」年代，而是在堅持中共領導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前提下，透過引入市場機制、強化宏觀調控和擴大對外開放，完成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轉型。

習近平17日也特別強調，「新征程上」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並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換言之，北京不僅高度評價了江朱時代的改革遺產，更把它繼續納入改革開放的歷史譜系；而真正產生變化的，是改革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國家、市場和黨的角色排序。

台灣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教授張弘遠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把江朱時代最重要的經濟遺產概括為「堅持了市場化改革」。

他認為，當時改革的一項重要背景，是中國大陸對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無法有效帶動增長和現代化的失望，「那既然不行，那就試試看西方吧」，由此形成更重視市場機制和對外開放的政策方向。

張弘遠指出，這套邏輯延續至胡溫時期，但習近平時代的政策重心已有變化。市場沒有被放棄，不過國家能力、黨的領導、安全與發展等目標權重提高。他形容：「江澤民開了一個局，習近平用另外一個方式把它做結尾。」

這種變化在國有經濟上尤其明顯。江朱時期透過「抓大放小」等方式整頓低效國企，張弘遠形容，當年留下的國有資產，到了習近平時代成為「一根又一根的釘子」，被「釘在那些經濟高地或者是具有壟斷能力的環節當中」；民營經濟則繼續承擔創新和效率功能。

張弘遠指出，江朱時代的改革，是為了擺脫計劃體制面臨的上下級資訊失真、資源配置低效等問題；而今天數字技術、實名制和電子支付普及，大幅提高國家獲取社會經濟資訊的能力。因此，今天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擴大，反映的其實是治理工具和國家能力發生變化。

不過，市場化改革在提高經濟效率、推動增長的同時，也帶來貧富差距擴大等分配問題。

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在1980年代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參與政治體制改革政策設計及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起草，被視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之一。

他今年6月在台北公開演講時時，就把這個問題稱為一種「財富的悖論」。「你能不能做到就是不用市場機制，然後也能讓貧富分化減少呢？結果呢，你要麼是貧富分化，要麼是普遍貧窮，就在這兩者之間搖擺。」

這也為近十餘年中國逐漸提高社會公平、收入分配以及共同富裕議題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層觀察角度。

不過，無論國家與市場之間如何擺動，吳國光認為，中共政治制度存在一個更深層的連續性，也就是共產黨執政「這一條是不可被改變的」。

從這個角度看，江朱時代與當前並不是兩套制度的更替，而是在中共持續掌握政治權力的前提下，市場、政府、專業官僚與黨之間的相對位置發生變化。

此外，外部環境也拉大了兩個時代的差異。

張弘遠認為，江朱改革恰逢冷戰結束和全球化擴張，美國對華採取接觸政策，中國擴大開放並加入世貿組織（WTO），「全球化的紅利中國才吃得到」。但北京當前面對的則是中美競爭、科技限制和供應鏈調整加劇，科技自主、產業安全與風險防範的重要性隨之上升。

習近平在紀念江澤民的講話中，也把深化改革開放與「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同時列為新征程上的要求。

張弘遠認為，這也使習近平此時重新高規格紀念江澤民具有另一層觀察空間。「中共非常強調執政連續性，此時重新肯定江澤民，可視為是把前一階段留下的『政治遺產』，重新轉化為當下可以繼承的『政治資產』。」

他進一步研判，如果把這次紀念敘事與明年中共二十一大聯繫起來看，北京可能正在尋找一套兼顧現有治理框架與擴大開放的新論述，也就是「習體制下的再開放」。

張弘遠認為，二十一大後的中國仍可能延續江澤民時代留下的部分對外連接方式，「持續地對世界開放，繼續在市場方向來深化改革」。不過，這種開放不會簡單回到江朱年代，而是在已經形成的習近平時代治理框架下展開。

江朱時代已經謝幕，但它留下的市場化與開放遺產，並未因此退出歷史舞台。接下來更值得觀察的，是當前這一代領導核心，將如何運用這筆「政治資產」為二十一大後的新一輪開放尋找歷史依據，也為「新時代」的改革賦予新的內涵。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