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台《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預計9月15日施行，台灣官方在前一天便提列一串高風險名單，為相應的「恐中」動員預做準備，成為當日台媒兩岸新聞的要點。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14日在一場智庫座談會上點名五類人「赴陸有風險」，包括台商、台企幹部、半導體與高科技人才、基層公務員及特定宗教人士，出席同場座談會的學者再加碼，指現任與退休軍公職、學者、記者、人權工作者、公開發表政治言論者等，也都可能面臨較高的出入境風險。

可以說，這份由台灣官學界提出的風險名單，其涵蓋範圍相當可觀，職業別上從一般商務到科技業再到公職「無漏網之魚」，另如有個人宗教信仰信徒、文字工作者到曾經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差不多也都「榜上有名」，若按台灣官方以模糊、不確定方式所指涉的，再算上手機裡存有工作資料、親屬曾發表政治言論，或者參加過國際組織的人，如此還能置風險於事外的台灣人，恐怕已是寥寥可數。

綜觀這次台灣官方警示的特別之處，不完全在於名單有多長，而是其討論赴陸風險的方式變了。回顧過去台灣官員談所謂赴陸旅遊安全，通常會告訴台灣民眾哪些事情不要做，例如不要從事與簽證目的不符的活動、避免進入敏感場所，或不要拍攝軍事設施。簡言之，所謂的「危險與否」至少還和個人的具體行為有關，但到了今天，台灣官方言下的危險，逐漸從「做過什麼」移向「你是什麼人」，從行為轉向了身分。

按過往台灣官方的警示「門檻」，半導體工程師不攜帶技術資料，台商不涉及商業糾紛，宗教人士不要去從事北京認定的非法活動，就大致足以避免無謂風險，然而在目前台灣官方給出的風險論述中，似進一步表明這些身分本身就已足以被框進警示範圍，意即赴陸風險正在「戶口化」，有沒有風險要看職業、信仰、政治背景與社會關係，再決定這個人或對應到哪一級的風險人口。

當然，台灣官方得以見縫插針，從危險行為轉向了危險身分加碼，與北京近年就國安、供應鏈安全等一系列維安性質的法律，其邊界留有不明與到時再詮釋有關，但台灣如何回應，仍值得另外檢視。

面對一套邊界模糊的中國法規，最事半功倍的做法，自然是把風險範圍劃到最大，既然無法確認誰會出事，那就告訴更多人，他可能出事，台灣官方似乎相信只要警示越廣，日後任何個案發生，就不至於被批評毫無提醒，也可以用後話來跟社會大眾說：早就跟你說過了，加大「恐中」心理的漩渦。

然而一體兩面的硬傷也伴隨而來，試想，當這類警示不再以具體行為、既有案例或風險概率為基礎，而是一刀劃下去，按身分別將人分組「戶口化」，那這類警示提供的還是可供判斷的資訊嗎？其結果可預見的，左不過又是一套政治標籤而已。

以宗教人士為例，究竟哪些宗教、哪些職務、曾有何種活動，才會增加赴陸風險？所謂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又要公開到什麼程度、發表過什麼內容才算？台商、高科技人才與公務員各有成千上萬人，其接觸資料的敏感程度也不相同，如今台灣官方把這一大群人都統稱為高風險族群，聽起來十分慎重，卻對個人判斷沒有多大的實際幫助。

說白了，按此間標準，如果一名半導體工程師只因職業身份便屬於高風險，那麼他能採取的對策大概也只剩下不要前往中國大陸，原因很簡單，當風險來自身分，防範就很難再靠調整行為完成，最後只能選擇退出。

再往後續進幾步想，這也或將會慢慢改變台灣社會觀看赴陸者的方式，當官方反覆說明某些身分赴陸尤其危險，那些仍然前往的人，便容易被多問一句：明知道有風險，為什麼還要去？長期以往，赴陸從個人的工作、探親、求學或交流選擇，就漸漸帶上一層需要向社會交代理由的意味。

客觀來說，在兩岸敵意政策的夾擊下，這一群不論原因往來兩岸的台灣人恐怕最是可憐，係北京可能因其職業與言論把一名台灣人當成國安管理對象，這確有一定的現實性，但回到台灣，他又可能因選擇前往中國大陸，卻又被早已「恐中」而不自覺的台灣社會輿論，認為國安意識不足，有被顛覆、吸納之虞，於是同一個人同時成為兩套安全政治的審視對象。

是以，兩岸民間交流走到今天，問題早已超過活動能不能舉辦，而是光是人員流動本身都是安全會不會被超譯的問題。一如陸委會近幾個月來，多次公布台灣人在陸遭盤查、關押或失聯人數，並給予異常增加的評述，輔以今天給出的風險名單看似越來越完整，實際上只是把不知道的部分也算了進去，到頭來，什麼人才是最危險依然沒有答案，反倒將問題轉移到誰曾經赴陸、把誰還願意交流變成另一份值得台灣大眾要去留意的名單。就今天台灣官方的警告說帖，是否就是其刻意追求的政策效果很難證成，但可以預期的是，當陸委會言下的赴陸危險從行為轉向身分，往後相關交流自然也就不必費唇舌去宣布停止，因為恐懼的人們只要看看自己的「戶口」，大概就會告訴自己最好別去好了，這或是一系列陰謀式警告的最終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