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關於中美人工智能的討論中，最高頻的詞彙莫過於「競爭」與「博弈」。但如果冷靜審視這項技術的真實狀態，就會發現一個被喧鬧掩蓋的事實，此輪人工智能浪潮才剛剛開始，大模型的能力邊界在哪裏？

大語言模型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路線嗎？安全風險的形態如何演變？人工智能對生產關係與社會形態的顛覆性影響將以何種方式呈現？國際社會各方都在探索，沒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在現階段給出標準答案。

本文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科技與網路安全研究所所長李豔。

沒有答案，恰是中美兩國坐下來談的重要原因。

作為在人工智能領域並駕領跑的兩個大國，中美實際處於同一發展身位。越是處於發展最前列，越會首先直面各種安全新風險與治理新議題，包括但不限於大模型的幻覺與失控風險、智能體網絡攻擊、算力能耗瓶頸、軍事應用失控隱憂以及人工智能應用對社會就業、教育等方面衝擊。

因此，即便美國一開始在人工智能領域對於中美關係的定調，就是把與競爭對手的發展之爭，作為其戰略政策制定的基調與取向，但隨着形勢發展，美國政府的立場與態度正在發生微妙的轉變。美國越來越意識到人工智能帶來的發展挑戰與安全風險，不是單憑哪個國家就能解決的，進而在各種場合不斷主動釋放希望與中國開展對話的信號。

雖然當前外界熱議中美AI對話可能涉及的議題，但實際上，且不論具體談什麼，中美若能夠坐下來談，就是重大且積極的信號。不論是對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還是對解決國際社會共同關切，都有着重要的意義。事實上，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對話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它會是一個長期多輪的互動，議題會隨着技術與應用發展，圍繞雙方以及國際社會共同的核心關切展開。

從安全層面來看，風險管控至關重要。從當前形勢看，中美雙方在人工智能領域互動，可能首先會從風險管控入手。事實上，前沿模型的快速迭代，以及暴露出來的「越獄」與自主攻擊等問題，令各方越來越意識到任何一次嚴重事故的代價都由全人類承擔，而單個國家的試錯空間接近於零。中美若能在重大人工智能事件通報、極端風險情景推演上有所合作，既是中美之間風險管控的應有之義，也能夠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產品。

從發展層面來看，亦有合作空間。首先，從本國治理來看，中美雙方可以有最佳實踐的分享。比如中國在算法、深度合成內容以及智能體治理方面走在國際前列；美國在前沿模型安全部署、政企信息共享方面有着實踐經驗。涉及到具體治理議題，應該能互有鏡鑒和啟發。

其次，從全球治理來看，中美雙方有責任共同推動能力建設與規則制定。比如當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智能鴻溝問題，中美若能在聯合國框架下共同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算力基礎設施與人才培養，既是道義所在，也是防止「治理窪地」反噬共同安全的現實需要。在國際規則制定上，作為大國，能夠保持理性，尤其是避免把技術標準與安全標準陣營化、武器化，將事實上極大助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進程的推進。

理性互動，需要美國跳出思維窠臼。中美開展對話並不意味着能徹底改變美國對華戰略以競爭與博弈為基調的現實。其實問題從來不在於競爭本身，而在於競爭的方式。競爭有良性與惡性之分。良性競爭應有三個邊界。在技術層面，競爭指向各自創新，而非掐斷對方供應鏈；在安全層面，軍事應用必須設限，危機溝通渠道必須暢通；在規則層面，能夠建立多邊框架為競爭烈度「封頂」或劃出「紅線」。

而惡性競爭，包括「脫鈎斷鏈」，泛安全化措施等，已被事實證明不僅會破壞技術創新與發展，更影響大國戰略穩定與國際安全。未來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能否理性互動以及形成務實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能否真正調整與改變其零和博弈的思維與認知。

無論如何，在人工智能已經展開的「上半場」，未來能走多遠，還遠未分明，但一些現實風險卻已在敲門。競爭可能決定的是誰跑得快，而合作才能決定人類能否跑到「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的終點。

回望歷史，每一次顛覆性技術浪潮，都不曾擁有預設的結局。人工智能的走向，固然受制於技術本身的邊界，但終究更取決於人類社會的共同抉擇，未來將由包括中美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