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新藥研發競賽有多激烈？近月來，一個另類指標給出了答案：猴子不夠用了。

作為臨床前安全評估的關鍵資源，實驗猴被業界比作創新藥研發的「算力」。隨著研發項目增加，實驗猴供不應求，單隻猴子價格近期飆升至20萬元（人民幣），引起研發週期延宕的擔憂。

研創中新藥佔全球三分一　視為驅動外貿「新新三樣」

這場猴子荒，是中國創新藥研發迅速擴張的生動縮影。經歷近10年的藥政審批改革、資本投入和研發積累，中國創新藥研發和出海步伐2024年前後迎來拐點：海外授權交易大增，中國由全球藥企的重要銷售市場，逐步成為全球新藥的重要來源。

截至去年底，中國的在研創的新藥達4751個，佔全球總量的33.7%，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在研創新藥最多的國家。

近月來，創新藥更與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一道，被中國官方歸納為驅動外貿的「新新三樣」。這輪崛起背後，是中國創新藥產業優勢的體現；而下來如何從做好藥成長為世界級藥企，則是中國藥企試圖跨越的下一道關口。

中國創新藥發展到了什麼階段？南京生物科技公司維立志博創始人康小強博士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將中國藥物研發歷程分為三個階段：最初以仿製藥為主；之後進入「快速跟隨」階段，在已有靶點上進行改良；如今已邁入強調創新的第三階段，出現新靶點以及抗體偶聯藥物（antibody drug conjugates，簡稱ADC）、雙特異性抗體（簡稱雙抗）等領域。

ADC被譽為腫瘤治療領域的「生物導彈」，可精準將毒素遞送至腫瘤細胞。雙抗藥物則可識別雙靶點，是腫瘤及更廣泛疾病的重要治療手段。

這輪迅猛增長的背後，是中國多重研發優勢的疊加，尤其是龐大的患者基數，為臨床試驗提供了天然優勢。

康小強解釋，中國創新藥研發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效率和成本，例如從臨床前研究到臨床試驗，整體速度至少比美國快一倍，但所需成本僅約三分之一，「資本一定會走向效率高的地方」。

中國的國家政策也持續加碼。「十四五」（2021年至2025年）期間，中國將生物醫藥創新轉型列為重點；「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規劃進一步提出，到了2030年，首創新藥要在全球佔比25%以上。

和一般出口商品不同的是，目前中國創新藥走向海外，很大程度上採取「借船出海」的模式——將藥物的海外開發或商業化權益授予外國藥企，借助後者的臨床和銷售網絡進入國際市場，中國藥企則可獲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等收益。這些交易以美歐市場為主，也包括東南亞、中東等地。

去年，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總額超過1300億美元，交易量超過150筆，創歷史新高。

授權交易爆發的另一端，是美歐大藥企補充藥物管線的迫切需求。

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榮譽教授王俊南受訪時解釋，不少西方藥企未來幾年面對「專利斷崖」的問題，必須尋找新藥補充管線。過去，美國藥企通過收購當地生物科技初創企業獲取新藥資產，但如今優質企業收購成本不斷走高，與中國藥企合作成了更具吸引力的選擇。

當下，中國湧現大量可授權的新藥資產，離不開過去十多年逐步形成的本土生物醫藥產業集群。

中國創新藥企主要聚集在江蘇、廣東、上海和北京等地，其中位於江蘇的新加坡與中國政府間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區，是創新藥研發重鎮之一。

園區藥企之一康寧杰瑞的創始人徐霆博士受訪時說，經過多年發展，園區已形成從醫藥合同研發、創新藥研發、到商業化和物流環節的完整產業鏈；加上多年來政策保持延續性，「對人才和資金的虹吸效應很大」。康寧杰瑞目前聚焦腫瘤治療。

徐霆認為，隨著整體研發能力擴張，中國生物科技和製藥企業走向海外是必然趨勢，尤其國內競爭激烈，「一個ADC（賽道）都可以有幾十個類似產品，研發和生產產能的過剩，意味著必然要走出去」。

好藥賣外企斷送商業價值　不如「造船出海」爭取自主權

隨著「借船出海」漸成氣候，中國創新藥全球化步入更具挑戰性的下半場，轉向如何從「借船」走向「造船」。

在一些業界人士看來，對外授權雖然具商業邏輯，卻如同「手握一款好藥，找個大藥企賣掉」，後續商業價值由接手的跨國藥企掌握。

相比之下，「造船出海」——自主建立海外臨床開發、註冊和商業化能力——能讓中國藥企保留更大自主權。在美國自行銷售抗癌藥的生物技術巨頭百濟神州，便是這一出海模式的先行者。

然而，對多數中小型藥企而言，「造船」門檻仍然較高，須擁有國際人才並具備跨國管理能力。康小強坦言：「一步步從被動，到半主動，再到主動，這需要一個過程。」

他解釋，對外授權屬於相對被動的路徑；更主動的模式包括在海外成立持有股權的新公司（NewCo），以及分享利益的聯合開發模式。再往前一步，才是由藥企自主在海外開展臨床試驗和銷售。聚焦下一代腫瘤免疫療法的維立志博，目前主要仍採取對外授權和NewCo模式。

另一藥企康寧杰瑞今年8月則與美國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公司Pathos達成合作，將一款自主研發雙抗ADC藥物的海外權益授予後者，首付款項為1.25億美元。

創始人徐霆說，公司希望借助Pathos的大數據和大模型，更快找到進入美國市場的路徑。未來，康寧杰瑞將自主推進核心產品的全球臨床開發、實現商業價值；其他項目仍將以合作為主，包括對外授權和聯合開發。

不過，造好了「船」，企業還得面對政治現實的另一道坎。

協助對接中國與國際生物醫藥合作的InScienceWeTrust BioAdvisory諮詢公司創始人唐鈞博士受訪時說，美國佔了全球藥品銷售總額約55%，利潤貢獻估計至少70%，是全球最重要市場。「如果要成為下一個（美國製藥巨頭）輝瑞，就必須進入美國市場，拿下銷售和利潤。」

唐鈞坦言：「那問題來了。你必須在美國有銷售團隊，直接在那裡賣藥，美國政府會允許嗎？說是造船出海，但美國港口可能都不讓你入關。」

要成為世界級跨國藥企　還須大量投入擴大市場

面對全球商業化能力待補強和地緣風險等挑戰，中國何時會誕生一家在營收規模和品牌影響力能比肩西方老牌巨頭的跨國藥企，是業界關注的問題。

在康小強看來，中國誕生知名跨國藥企「是遲早的事」。他說，「中國人的研發能力還是比較強的，美國跨國藥企實驗室也很多中國人在做」，只不過單靠研發能力還不夠，藥企還須補齊國際臨床、生產和銷售等環節的能力。

他估計，按照設立國際中心、開展臨床試驗、取得監管批准、再到建立銷售體系的時間表，未來七八年內有望看到知名中國跨國藥企崛起。

但王俊南提醒，西方大藥企在全球市場深耕五六十年，中國藥企要打入由這些老牌企業主導的市場並不容易。他以美國製藥巨頭禮來（Eli Lilly）為例指出，這家公司市值達約1萬億美元，相比中國頭部藥企的數百億美元規模，兩者仍有明顯差距，「（中國藥企）除了科技要追上去，市場規模也還要投入很多」。

中美藥企合作越深政治逆風越強

中國創新藥迅速崛起，在吸引越來越多跨國藥企尋求合作的同時，也形成一個矛盾局面：中美藥企在商業上越來越需要彼此，戰略層面的防範卻日益加深。

今年6月，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提出《生物科技投資國家安全法案》，尋求將生物科技納入美國對外投資審查框架，對涉及中國實體的生物科技交易加強審查。

這引發部分業界人士擔憂，生物科技正成為中美科技戰的下一個前沿領域，雙方都可能收緊跨國藥企商務交易的限制。

不過，多數受訪者相信，政策變化短期內可能帶來負面影響，長遠而言卻難以阻斷中美藥企的合作。

生物科技跨境商務拓展顧問唐鈞就說：「美國大型製藥公司和專業醫療投資機構，如今非常歡迎和中國深度綁定。至少在投資人層面，沒有人會反對與中國合作。」

唐鈞研判，上述法案以現有草案通過的概率不高，因為它對美國醫藥業帶來的損害遠大於利益。他認為，法案最終可能更多發揮保護美國前期生物科技公司的作用，但不至於實質性地把中國生物科技企業拒於門外。

維立志博創始人康小強也認為，中美藥企仍有合作的現實需求：「做藥和其他領域不同，是為了拯救生命。生命高於一切，從這個維度看，醫藥和一般賣產品的行業不同，還是需要更多合作。」

康小強進一步說：「疾病的問題我們遠未解決，例如腫瘤還是很廣泛的疾病，每年有2000萬名新發病人，並有大量患者死去，治療手段也不多。我們的目標還是把它變成慢性病。目前，還有巨大的臨床需求未滿足。」

在他看來，如今被列為「新新三樣」之一、被寄予出口厚望的創新藥產業「沒有產能過剩，只有產能不夠」。

業者：中美以外已無第三極

康寧杰瑞創始人徐霆如此看待全球創新藥的競爭格局：除了中國和美國，已經沒有第三極。

他解釋，創新藥研發需要非常強大的科研基礎與投入；而中國這一輪能追趕上，關鍵原因是藥物研發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過去更多由生物學機制驅動，逐漸發展為涉及複雜技術和供應鏈協作的工程。

徐霆說：「現在是中美兩極之間的競爭。我覺得相當一段時間內不太可能分出輸贏，因為雙方的路徑、市場和成長模式都不太一樣。」

中國在前沿賽道卡位競逐新一代細胞療法

柏金遜症能靠讓細胞「返老還童」的新療法治療？除了相對成熟的傳統藥物和手術手段，中國也正加緊佈局全新的細胞治療等前沿生物技術。誘導多能幹細胞iPSC療法（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簡稱iPSC）是受關注的賽道之一。

簡單來說，iPSC技術通過重編程體細胞，使之「返老還童」 回到類似胚胎幹細胞的多能狀態，分化為特定細胞或組織，用於再生醫學和疾病治療。

坐落於安徽合肥的中盛溯源是iPSC技術領軍企業之一。公司用於治療柏金遜症的細胞產品「NCR201」，是進展最快的管線之一，正在中國多家神經疾病中心開展二期臨床試驗，據稱展現出良好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初步療效。

中盛溯源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家俞君英受訪時說，相較於抗體藥物，中國細胞治療的產業化起步較晚。公司2016年成立後，花了五六年開發多種細胞製備的生產工藝，並搭建細胞藥物研發和生產平台。

當時，中國iPSC技術研發落後於美國、日本等國。不過，這段差距在臨床開發階段迅速縮小。俞君英說：「中國的優勢大家都知道，是在臨床。」

中國臨床數據有待國際醫藥行業認可

她稱，公司細胞產品2022年進入申報階段後，臨床開發明顯提速。以柏金遜症療法為例，臨床病例數量如今已超越美、日的同類項目，「臨床開發可說是後發，但現在已和他們差不多持平」。

雖然目前談國際化為時尚早，但俞君英判斷，中國生產的細胞治療產品直接走向國際市場有一定難度，未來更可行的路徑或是在海外設立生產點。

俞君英坦言，包括iPSC在內的中國創新療法走向海外仍面臨一些障礙， 「國外對中國的臨床數據還是存在一定的信任問題」。

她認為，這背後既有歷史因素，也受地緣政治環境影響；中國企業仍須積累更多臨床數據，逐步贏得歐美及全球生物醫藥行業的認可。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