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時隔十年，再次將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中全會主題的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在北京閉幕。三天後的11月1日，新華社發布二十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的開頭部分着重強調了「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性緊迫性」，並將其上升到「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

治黨治吏問題嚴峻複雜

《決定》認為，從國際看「全球性挑戰接踵而來，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外部環境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從國內看「我國發展進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從黨內看「黨的隊伍發生結構性變化，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黨員、幹部比例越來越大……黨的隊伍主流是好的，但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問題尚未根本解決」，「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和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脱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決定》指出：「越是長期執政，越是承平日久，越是環境複雜，越要增強憂患意識。」

可以說，時隔十年再次召開以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主題的中全會與《決定》的表述說明中國決策層具有居安思危意識。二十屆五中全會的出席人數比例與被確認處分的官員數量，解釋了為何中國決策層要着重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性緊迫性」。

根據公開官方資料可知，出席二十屆五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分別為162人、117人，合計279人，佔二十大選舉產生的376人（205名中央委員、171名候補中央委員）的74%，創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紀錄；二十屆五中全會還確認給予馬興瑞、張又俠、劉振立等33人開除黨籍處分與給予李雲澤撤銷黨內職務處分，被確認給予處分人數之多，同樣創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紀錄。

關於這點，《解讀五中全會｜數據看反腐：今年已立案80萬件　被查官員愈來愈多》一文對2002年十六大以來的反腐數據進行了梳理，發現兩個基本事實：一是2012年十八大是中國反腐的轉折點，自此之後，在決策層的強勢推動下，中紀委公布的立案數量與被處分人數都大幅攀升；二是2022年二十大以來反腐力度越來越大，中紀委公布的立案數量與被處分人數已經超過以往相同時間的數量。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國情錯綜複雜、治理任務艱鉅的超大型國家來說，目前的政治現實決定治國的關鍵在於治黨，治黨的關鍵在於治吏。毛澤東曾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過：「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

目前中國的發展大局是改革開放與現代化事業，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宏大目標，是讓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為了確保國家發展大局不被官僚主義、腐敗風氣所侵蝕，為了給國家發展大局構建清正廉明的幹部基石，中國迫切需要根治腐敗，早日實現政治現代化。

群眾路線離不開自我革命、「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從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到今天，中國決策層一直都在探索治黨治吏、實現長治久安的方法。1945年毛澤東在「窯洞對」說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仍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判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中國國運與大幅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的一個經驗是為了確保良好的國家治理，實行「知識化、專業化」的選人用人政策，十分注重選拔眼界和胸襟非常寬闊、有改革開放形象、有真正實績的幹部。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國鐵腕反腐、從嚴治黨，提出自我革命。

二十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寫道：「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先後把黨的建設作為偉大工程、新的偉大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找到『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和『自我革命』兩個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答案。」為了應對治國治黨治吏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考驗與風險，《決定》既提出「暢通群眾監督渠道」、「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和「科學有效地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又將重點放在自我革命，從各個方面對官員群體提出嚴格要求。

自我革命的核心是強調執政黨、政府、官員群體的主觀能動性，本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邏輯。《決定》在論述全面從嚴治黨原則的兩句話，即「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體現到黨的建設各方面全過程，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與「從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嚴起，一級做給一級看、一級帶着一級幹」，正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邏輯的典型特徵。

毫無疑問的是，基於自上而下政治邏輯的鐵腕反腐、從嚴治黨、自我革命不可缺少，因為正如一句俗語所言「上樑不正下樑歪」，處於治理頂端的「上樑」的道德、品性、智慧、能力是直接影響治理成敗的關鍵。通過自我革命來確保處於治理頂端的「上樑」符合德才兼備的要求，讓「上樑」有憂患意識、現代意識、平民情懷，是對「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補充。

然而正如《解讀五中全會：讓中共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兩個答案》所寫的「人民不是天使，所以一個選賢與能的政府不可或缺，但政府同樣不是天使，所以『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必不可少」，除了自我革命之外，中國的治理還非常需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關於這點，可以用群眾路線的道理來進行解釋。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共所主張的政治路線。中共黨章寫道：「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脱離群眾。黨風問題、黨同人民群眾聯繫問題是關係黨生死存亡的問題。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既然群眾路線如此重要，那麼怎麼實行群眾路線？歸根結底，有兩個辦法：一是讓執政黨、政府、官員群體在主觀層面有意願、有能力實行群眾路線，辦法是將自我革命的重心放在選賢與能；二是在客觀壓力層面讓執政黨、政府、官員群體必須努力實行或者不得不實行群眾路線，辦法是毛澤東所說的「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

傳統中國王朝的治亂興衰教訓

歷史是一面鏡子。群眾路線的說法雖然源自共產黨革命，但如果靈活理解的話，群眾路線古已有之。在漫長的傳統中國社會，任何有志於逐鹿天下的政治力量，只要頭腦聰明，都會明白通過團結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來擴大力量的樸素道理。從周武王為了擊敗商紂王所建立的伐紂聯軍、漢高祖劉邦在楚漢相爭過程中廣泛團結各方力量，到唐朝李淵、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之後積極聯合多方力量，都是例證。

傳統中國的治亂循環教訓有力表明，在王朝初建過程中，為政者容易實行群眾路線，容易懂得穩定人心、休養生息的道理，因為那個時候面臨巨大的壓力，聰明的為政者在形勢面前會順勢而為，但在承平時期，隨着時間的推移，為政者是否實行群眾路線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因為一方面那個時候的危機、壓力不像王朝建立初期那麼刻不容緩，另一方面那個時候的為政者容易缺乏與實行群眾路線相匹配的主觀意願、能力。

歸根結底，傳統中國王朝往往將群眾路線作為一種政策、策略、口號、理念，而不是納入制度化的民主軌道，其結果是傳統中國王朝總是容易像唐朝政治家魏徵說的「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與「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那樣，從而始終跳不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

關鍵在於把群眾路線民主化制度化

傳統中國王朝的治亂循環教訓說明，當群眾路線只是一種政策、策略、口號、理念，那麼其作用往往侷限於王朝更替過程中的「造反有理」或「天命無常，惟德是輔」，容易在王朝建立一段時間之後被拋諸腦後或者至多成為儒家士大夫規勸君主的軟約束。這樣下去，時而久之，王朝遲早會脱離群眾，遲早會在腐化中垮台。

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以來，在民主共和浪潮的影響下，中國社會開始認識到民主監督的作用，所以才有了毛澤東說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有觀點認為，毛澤東當初發動文革雖然有多種原因，但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官僚主義問題。比如，基辛格寫道：「官僚機器可能會催生出一個新的領導階層。毛澤東企圖一舉解決這個問題，卻幾乎摧毀了中國社會。」

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是文革期間的群眾運動、學生運動看似有群眾路線的面向，但因為未能納入制度化軌道，所以在當年的極左政治環境下迅速扭曲為釀成嚴重內亂的狂熱政治運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全球化過程中提升了治理的民主與法治水平，越來越多的公民開始產生權利意識。在這樣的背景下，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國決策層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全面依法治國。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中國自共產黨革命以來早已建立了全球範圍都罕見的超強國家能力，政府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權力秩序快速進行社會動員和實行國家建構，但民主和法治的水平依舊存在短板，群眾路線的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尚不能滿足國家長治久安、治黨治吏的現實需要，所以造成官僚主義問題、腐敗問題在過去一段時間的社會轉型、經濟增長過程中變得日益突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中國需要將反腐決心、強大的政治掌控力轉化為有序提升群眾路線的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因為只有將群眾路線轉化為民主化制度化的權力結構，群眾路線才能不只是有沒有意願、有沒有能力實行的問題，而還將成為必須實行、不得不實行的剛性約束。

民主化制度化的權力結構未必意味着需要照搬西方選舉民主。無論是基於中國的文明抱負、悠久的治理經驗還是為了給當下面臨治理困境的西方選舉民主提供可替代方案，中國都應該在總結古今中西有益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高質量的民主方案。

正如《給民主另一種可能　揚長避短的新方案》一文所進行的分析那樣，選舉民主的長處在於將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制度化，但短板在於忽視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的理性水平，導致政府治理容易被民粹主義、利益集團過度影響，而具有賢能政治思想的傳統中國治理的長處在於意識到選賢與能的積極意義，但短板在於因為缺乏民主的剛性約束和制衡，選賢與能往往不可持續。今天中國應該努力將選賢與能的傳統、經驗與民主的剛性約束結合在一起，在確保民主參與、民主監督的同時提升民主參與、民主監督的理性水平。若這條路能走通，中國既可以根治腐敗，成功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又能給面臨治理困境的世界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