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中國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匯率的國際討論近期升溫，西方輿論場中，要求針對人民幣達成「新廣場協議」的呼聲再起。

美國《華爾街日報》刊文提出「世界需要另一份廣場協議」；但與1985年旨在壓低美元匯率不同，這次討論的核心是推動人民幣升值。文章認為，中國龐大且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正在威脅貿易夥伴的產業基礎；儘管多國多年來要求中國轉向依賴內需、減少出口依賴，但收效甚微。

文章因此主張：「一項以加征關稅為強制執行手段的貨幣協定，或許是逼迫中國採取行動的唯一方法。」

文章還稱，歐洲對中國的不滿持續升高，推動協議的時機已漸趨成熟。法國政府今年2月一份報告提出，可考慮讓歐元兌人民幣貶值20%至30%；德國總理默茨6月也呼籲針對中國達成「新廣場協議」，並稱人民幣被低估30%。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雖強調「世界無法承受一個擁有1.2萬億美元（約8.06萬億人民幣）貿易順差的中國」，卻不贊成以新廣場協議解決問題。他認為，單靠人民幣升值無法根治全球失衡，應將焦點放在產業補貼、出口依賴和內需不足等結構性問題，並通過貿易政策推動中國擴大內需。

本周在北卡羅來納州舉行的G20財長會議上，全球貿易失衡成了協商焦點。圍繞「非市場政策」、過度出口和產業補貼等內容，中國與其他成員存在分歧，導致聯合公報最終流產。貝森特說，中國以外、包括俄羅斯的19個成員均支持相關表述。

「19比1」的態勢表明，美國正嘗試將對中國貿易模式的批評，從雙邊貿易爭端擴大至全球貿易失衡的討論框架中。雖然新廣場協議非華盛頓的既定政策，也未形成國際共識，但圍繞中國貿易順差、產業政策和匯率機制的博弈已升溫。

日本在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隨後經歷資產泡沫及泡沫破裂後的經濟低迷。儘管日本長期低迷由多重因素造成，但這一經歷使「廣場協議」在中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

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文章說，「廣場協議」的簽署，表面上是為了解決匯率失調，實質上是日美經濟實力消長背景下，美國試圖通過匯率調整轉嫁國內經濟矛盾、重新獲取國際經濟主導權的策略謀劃。

《環球時報》社評直批：「所謂重演『廣場協議』，本質上不是經濟處方，而是政治施壓。」文章強調，中國絕不會接受以匯率之名行打壓之實，並稱中國企業競爭力來自完整產業體系、持續技術投入、超大規模市場和充分市場競爭，並非靠匯率「人為製造」。

從現實條件看，1985年《廣場協議》能否在當下重演？

《經濟學人》分析認為，新廣場協議不會奏效。文章指出，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額已從1986年的約2000億美元（約13,561億元人民幣）暴增至2024年的約12萬億美元（約81.37萬億元人民幣），當年《廣場協議》五個簽署國的外匯儲備總額，也從1320億美元（約8950億元人民幣）升至近1.9萬億美元（約12.88萬億元人民幣）。資本市場規模與資金流動速度今非昔比，少數央行聯合干預匯市的影響力已明顯下降。

中國也不是當年的日本。中國擁有龐大外匯儲備、完整製造業體系和多元貿易夥伴，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若通過國際協議推動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僅需要中國配合，還涉及貿易、資本流動、貨幣政策和全球供應鏈，執行難度遠超40年前。

1985年《廣場協議》能夠達成，與美、日、德、法、英等主要經濟體當時具有較強的政策協調基礎有關，相比之下，如今中美處於高度戰略競爭狀態。況且美國自身財政赤字高企，若主要依靠順差國承擔調整成本，而美國自身財政和消費結構變化有限，新協議的效果也會受到制約。

在內需疲弱、房地產調整的情況下，出口已成中國經濟的關鍵支撐力量，北京不會輕易接受外部力量推動人民幣大幅升值，這牽動中國當前的增長模式和經濟調整成本。

當下關於人民幣、貿易順差和經濟再平衡等討論，正值中美雙方為本月元首會晤做前期準備。儘管匯率問題未成為中美正式談判的核心議題，貝森特也不主張以新廣場協議解決貿易失衡，但貿易順差、產業補貼、出口依賴與擴大內需，已成為美國要求中國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訴求。

人民幣匯率是否進一步進入中美經貿談判議程，以及歐洲會否繼續推動匯率議題，是觀察後續博弈走向的變量之一。

圍繞新廣場協議的討論，與其說是醞釀一份1985年式的國際協議，不如說是各方圍繞中國貿易順差及經濟再平衡展開的輿論博弈。在全球經濟格局已發生滄桑巨變的當下，博弈的核心恐已非一紙協議，而是美國、歐洲都越來越難以接受對華貿易的明顯失衡，並認為人民幣升值是解決問題的出路。但中國也不會主動放棄對本國匯率或經濟結構調整的自主權，最終的結果將取決於雙方的實力對比、現實條件的改變，以及是否有一方能說服另一邊：現狀已不可持續。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