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本質上是一場缺乏一致邏輯的政治投機。從最初標榜「解除核武與導彈威脅」，到突然轉向支持「政權更迭」，再到利用談判窗口實施精準空襲，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伊戰略重點始終在多個維度間搖擺。
撰文：馬曉霖 朱政宇

這種變幻莫測並非源於宏大的地緣政治戰略，而是源於特朗普個人對「顯性勝利」的追求。他傾向於將軍事行動納入極限施壓的談判策略之中，把武力作為抬升籌碼、壓縮對手選擇空間的手段，並試圖藉由對哈梅內伊等伊朗關鍵決策層的打擊來塑造階段性勝利敘事，從而為盡快收束行動提供政治依據。然而，這種策略在執行層面表現出嚴重的脫節：特朗普在言論上鼓勵伊朗民眾「奪回國家」，在行動上卻極力規避大規模地面投入。這種既想要政權更迭的果實，又不願支付長期成本的矛盾心態，使得美國的行動止步於「只砸不拆」。

為何說美對伊「只砸不拆」？

該模式背離了美國過去強調目標明確、手段壓倒性且具備清晰退出機制的鮑威爾主義。《外交事務》雜誌指出，在若干關鍵維度上，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呈現出明顯的「反鮑威爾主義」傾向，並將其與科林·鮑威爾（美國前總統小布殊任期國務卿）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形成的戰爭原則進行對照。按照鮑威爾的理念，動用武力應當是在外交、經濟等手段窮盡之後的最後選擇，同時必須設定明確目標、規劃清晰的退出路徑，並獲得充分的公眾支持。相比之下，特朗普更傾向於將軍事行動視為多種政策工具之一，用以提升談判籌碼、製造戰略突然性並促成可見結果。

從在紅海對胡塞武裝的有限打擊，到突襲委內瑞拉並擄走總統馬杜羅，再到針對伊朗的斬首行動與大規模空襲，特朗普政府將軍事力量視為談判籌碼的延伸而非最後手段。通過摒棄國內辯論與盟友協調，特朗普政府利用出其不意獲取心理優勢，並以空軍、特種部隊的精確打擊替代大規模地面佔領。

這類有限、高精度的軍事行動意在以較低的政治與軍事投入形成威懾效應，但也以降低政策可預期性為代價。其結果是，動武條件與升級邊界更為含混，既可能增加對手誤判風險，也可能在紅線不清的情況下促使對手採取更高烈度的報復行動以爭取戰略主動。

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軍事高壓，實現全球能源霸權並為國內政治困局紓困，但其戰略目標與執行手段之間存在嚴重的資源錯配。

在國內，特朗普面臨關稅政策失效、通脹反覆及中期選舉壓力，急需外交「大捷」轉移選民注意力。在戰略層面，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控制委內瑞拉與伊朗的油氣資源，實現對全球能源供應的絕對主導，進而鞏固石油美元體系，阻斷金磚國家等新興力量的去美元化進程。

儘管特朗普向中東地區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但眼下缺乏地面部隊支撐的空襲無法徹底清除深埋地下的核設施。這種「只砸不拆」的行動極易演變為消耗戰，反而暴露出美軍在巡航導彈等精確制導武器庫存上的短缺，削弱其在印太方向的戰略儲備。

伊朗正將美國拖入成本陷阱

伊朗在遭受系統性「斬首」後表現出極高的生存韌性，其去中心化的指揮體系與「以本傷人」的消耗戰略正將美國拖入成本陷阱。

即便最高領袖及部份軍方高層受到「團滅」式重創，伊朗依託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安全體系所形成的權力與控制網絡，仍具備維持政權運轉與危機應對的能力。伊朗當局採取了梯度升級的報復策略：通過向以色列和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和外交機構發射低成本無人機與舊型導彈，迫使對方消耗昂貴的攔截系統。

單架成本約2萬美元的無人機對應的是數百萬美元的防空成本，這種非對稱消耗正逐漸觸及美以防禦體系的臨界點。同時，伊朗利用霍爾木茲海峽的地理優勢，通過威脅全球20%的石油外運通道直接推升能源價格，精準打擊美國經濟對油價的高度敏感性，試圖利用美聯儲在通脹壓力下的決策困境，從經濟維度反向制約美國。

中東地區力量格局在戰爭衝擊下發生深刻位移，以色列的單邊主義衝動與地區國家的安全焦慮正瓦解既有的外交努力。

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將美軍捲入對伊戰火視為徹底剷除「抵抗之弧」的戰略機遇，其終極目標是建立不受挑戰的區域霸權。但這種態勢導致海灣國家陷入極端被動，沙特等國儘管不滿伊朗，但更恐懼戰爭溢出效應摧毀其長期構建的經濟多元化願景。

伊朗對海灣民用基建的打擊，打破了這些國家對美國安全傘的幻覺。隨着土耳其因擔心難民潮與庫爾德勢力抬頭而保持警覺，俄羅斯因油價上漲獲取軍費盈餘，地區局勢並未向美國預期的「解放」方向演進，反而可能催生一個以以色列為唯一核心、卻因缺乏規則支撐而更趨動盪的碎裂化中東。

美以兌現政治利益的可能方式

美以此次行動能否兌現政治利益，取決於能否在通脹反噬美國信用之前，尋得一個足以宣布勝利的「足夠好」節點。

特朗普的戰爭邏輯允許他在目標未竟時單方面定義勝利並宣佈退出，這種靈活性是其逃避長期責任的手段。然而，由於缺乏對戰後秩序的政治安排，任何炸出來的權力真空都可能被更極端的勢力填充。當霍爾木茲海峽的戰火擴散至全球金融市場，若石油溢價導致美國國內生活成本失控，這場原本用於鞏固權力的軍事冒險，終將反過來吞噬特朗普在國內的政治基礎。

在此背景下，儘管特朗普對衝突的表態涉及更為寬泛的戰略目標，但更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方在階段性軍事行動後宣示伊朗威脅已被顯著削弱、地區威懾得到恢復，並以此為依據收縮行動範圍，而非進一步介入伊朗內部政治重構。至於這一相對克制的收束方式能否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接受，以及地區局勢是否具備相應的降級條件，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目前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計劃、沒有戰略，也不清楚將走向何方或將如何結束的戰爭。

（馬曉霖為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朱政宇為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