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台灣問題與關稅戰，人工智慧（AI）可以說是中美博弈的另一個重要場域。

從拜登（Joe Biden）政府開始，美國便持續以「小院高牆」等作法，要在中美之間製造發展代差，並對晶片流通祭出重重管制。當然，這種操作雖能發揮一定作用，卻會更加倒逼中國的「國產化」發展，再加上美國相關企業也有市場需求，最終還是導致美國即便保持領先，卻無法在談判上的永遠寸步不讓。

以5月習特會為例，中美除了達成相互降稅的共識，也圍繞晶片展開一定協商。只是根據路透社報道，美國商務部雖然批准10家中國企業採購英偉達（Nvidia，又稱輝達）的H200晶片，當中包含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京東等科技巨頭，但因晶片必須先過境美國再轉運中國，且美方還是保留銷售收入25%的分潤安排，中方也遲遲沒有放行企業下單，所以交易持續停滯。

在此之後，中美競爭依然分頭進行。

6月8日，印第安納州共和黨參議員班克斯（Jim Banks）及新澤西州民主黨參議員安迪金（Andy Kim）致信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局長凱斯勒（Jeffrey Kessler），要求該局解決中國企業子公司訂購定製晶片的問題，「如果這一漏洞得不到解決，將嚴重削弱美國對（中國）獲取先進計算能力所施加的其他所有限制。通過在世界最先進的代工廠下訂單就能規避出口管制，對美國國家安全或美國產業的競爭力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保護作用。」

此外根據《彭博》報道，中國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投資約2萬億元人民幣在全國建設數據中心，由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等國有企業營運大部分中心，並且確保互聯互通。而這個計劃的一大目標，就是依靠包括華為在內的本土供應商提供至少80%的技術，例如AI晶片，從而有效地將Nvidia和AMD擠出市場。

顯然，即便中美之間存在晶片貿易上的合作機會，競爭也不會一夕消失。而這種競合交織的現實，既展演兩強AI博弈的複雜剖面，也投射全球多層的AI治理結構。

中美競合：也相依賴也相難

首先是中美圍繞AI的競合。

基本上，圍繞晶片的反覆管制與放鬆，其實不過是中美AI博弈的縮影。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其實說明一個道理：在AI崛起、乃至推動新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美雖然存在合作可能，卻也很難因此放棄競爭。而這背後，除了大國博弈的維度，也存在關注視角的錯位。

以2024年5月在日內瓦的首次中美AI風險對話為例，這場對話以缺乏明確共識畫下句點，背後原因就是雙方理解與需求有所分歧。美國方面，主要是派出政府內部的技術專家，中方成員則更多是關注外交政策和晶片控制的外交官。換句話說，在這次會議中，華盛頓更關注技術風險，北京則更聚焦政治風險。

當然，這不能覆蓋兩國AI互動的所有面向，卻還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AI崛起與中美博弈的複雜牽引。

從美國的視角出發，其之所以關注技術風險，最大原因就是美國依然處於AI博弈的領先地位，所以在應對中國追趕之餘，還有餘力打造分層的安全體系。而其中之一，就是管理國內的AI巨頭與龍頭，因為這些企業往往手握豐富技術資源，並能視情況與市場調整其AI模型。

此外，美國也有許多開發編碼助手、輔導機器人的獨立組織，可以協助攔截特定AI驅動程式的有害內容。商務部的AI標準與創新中心、AI安全研究所等政府機構，則可以利用前述研究結果和技術工具，制定更有依據的政策和標準，並在AI模型公開發布前要求修復漏洞。

而在中國這方，確實也有管制AI風險的現實需求與意願。例如2025年9月，中國政府就發布了最新的AI安全治理框架，當中其實呼應許多美國同樣關注的問題，包括AI可能降低發展化學、生物以及核武器的門檻，以及其自我複製可能導致失控風險。該框架也同時警告，主導中國AI生態系統的開源基礎模型，其實可能助長AI濫用風險。顯然，北京也越來越認識到，缺乏風險管理可能阻礙會國家的AI發展雄心。

但與此同時，因為中美博弈的力道愈發強烈，所以中國在力拼AI本土化追趕、管控風險之餘，也要防範美國所有可能攻勢。這種擔憂的最直接體現，就是中方始終重視所謂「內容安全」（content security），也就是確保AI系統不會產生政治敏感或意識形態上不受歡迎的內容。正因如此，中方監管機構和企業也往往將確保AI模型符合政治生活導向，作為一大優先事項。2026年2月，中國國家網信辦更是出台新政策，要進一步規範與類人人工智慧（humanlike AI）的互動。

顯然，從晶片管制博弈到缺乏共識的AI風險對話，中美的競合圖景逐漸分明，呈現了也相依賴也相難的複雜結構：美國雖擁有技術、規範與設計優勢，卻暫時無法與中國徹底脫鉤，尤其是在市場層面；而中國雖然持續以本土化力抗美國「小院高牆」，卻缺乏衡量和最小化災難性風險所需的同等技術基礎設施，而且往往在技術風險外，還要同步關注政治風險。

簡單來說，中美博弈正將兩強的AI互動撕裂出三股競合脈絡：武器化互賴、風險控管、長期脫鉤。從務實需求來看，中美必須合作才能阻止AI風險無盡擴大；但從現實視角出發，不論是晶片或AI風險管理，其實都不能超脫博弈場域，當然也就很難走向純然合作的結局。

全球AI治理馬賽克

而如果跳脫中美兩強，放眼全球AI治理圖景，其實又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在全球AI治理中，強國雖然能藉「武器化」基礎設施、「地下帝國」式制裁或規範施壓，來形塑有助自身宰制的單一秩序；但從當前發展來看，在AI基礎設施全球擴散的背景下，權力分散已經勢不可擋，並且催生了外於中美的多元治理馬賽克結構。

而這種現象本身，當然與中美的合作缺位、自行其是息息相關。但更重要的，或許是AI本身特性使然。從本質來看，AI崛起並不僅是單一技術突破，更是資料、演算法、標準、隱私監管、人才培養、社會倫理、國家安全等多個子議題的龐大集合。與此同時，這些議題又與主權國家、科技巨頭、初創企業、大學、非政府組織（NGO）相互嵌套。

這就導致，所謂「AI政策」的現實效果，其實天然帶有多重複雜面向，無法被傳統的大國博弈、霸權秩序簡單收編。換句話說，在當前的全球AI治理圖景中，沒有單一霸權能夠發號施令，小國也不再如同修昔底德所言，「只能默默承受大國擺佈」。這背後關鍵就在，因為受到AI發展的本質影響，多元的國際行為體其實能夠通過相互交疊的網路和集群（cluster），從全球的龐大政策功能表中，自主組合最適合自己的AI戰略。

而這種趨勢首先導致的，就是國際組織角色的變化。在過去很長時間，國際組織都是許多場域的規範權威，尤其是法律、社會與文化領域。但在AI崛起的過程中，除了世界銀行的部分發展議題能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產生共鳴外，絕大多數聯合國機構的AI政策主題，其實都與主權國家的國家計畫存在明顯脫節。

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幾乎完全專注於臨床醫療驗證、患者資料同意、醫療倫理與類似於FDA的醫療器械監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則聚焦新聞業與民主、演算法偏見、性別平等、全球南方公民社會以及深度偽造檢測；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則深耕於專利趨勢、智慧財產權戰略以及自然語言處理在創新申請中的應用；國際電信聯盟（ITU）與聯合國秘書處共同的主題則更多涉及可持續發展目標、水與能源的可持續性以及減貧。

而這就無可避免會反向強化國家的角色，導致國際組織逐步失守全球AI治理陣地，緩慢退化為國際系統的資訊協調者、議題編排者或特定功能性節點。而國家與主權作為主角，就只在特定功能需求上與這些機構進行代理合作。

但與國際組織的不同程度合作，其實也能展演不同國家在全球AI治理的所處位置。

大國決戰外的全球南方

從當前結構來看，全球的AI治理馬賽克，其實又能約略分出三大類型。

第一是多元主義。基本上以歐美日韓為主要代表，但各國在統籌商業、社會和監管目標上，其實也有不同側重：以美國為代表的創新驅動，主要依託強大技術基礎並為企業提供廣闊空間；以歐盟為代表的官僚規制，更多聚焦預防性監管原則，並通過複雜法規試圖確立標準；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國家指導，則在鼓勵創新的同時，通過國家主導的手段強力推動AI對社會的融入。

第二類是國家中心主義。基本以中國、俄羅斯為典型代表，展現出對於科學技術實力、底層硬體設施與產業製造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在監管上更加強調主權作用。其實前一類的日韓也多少具有類似元素，只是力道相對不顯。

第三類是發展主義，主要由拉美集群、英聯邦國家集群結合世界銀行、ITU、UNESCO等國際組織共同構成。基本上，這一類型並不追求純粹算力霸權或基礎理論突破，而是將AI視為解決本國健康、教育、農業發展問題的工具，並且極度依賴初創企業與沙箱（Sandbox，又譯沙盒）試驗區來尋求突圍。

如果再結合前述的中美博弈來看，其實兩大強國更像各自決戰的冷戰孤島，同時牽引諸如日韓歐盟的被迫脫鉤陣痛；但在孤島之外，還有大量中等強國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全球南方，正基於自身歷史、政治經濟背景以及區域利益，開始形成圍繞特定功能表選項的集群。

例如拉美與西班牙集群，就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西班牙、土耳其和烏拉圭為核心，其AI戰略更加強調勞工與自由、初創方案、生產軸與包容，試圖在生產力升級與社會包容之間尋找平衡；另一類發展中國家與世界銀行集群，則以埃及、印度、毛里求斯（又譯模里西斯）、卡塔爾、烏干達、阿聯酋等國，再結合世界銀行為核心，更強調將AI技術緊密綁定於國際金融公司（IFC）投資、新興市場、區塊鏈、農民、交通運輸等傳統發展議程上。

顯然，在中美尚未就AI達成全面合作、全球缺乏穩定中心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也並沒有盲目模仿中美等大國的戰略規劃，更沒有全然服從強權號令，而是持續通過與國際組織合作、形成區域或利益集群，來借力使力打造自身AI戰略。

這就回到全球AI治理的真實圖景：既非單一霸權主導的制度藍圖，也不是完全無序的碎片化格局，而是一個由網路、集群、區域主義與多重議題交織而成的巨型馬賽克。在這種新秩序中，霸權國家不再是唯一能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絕對權威，多樣化行為體的互動能力則持續導引新時代的治理路徑。當中心無法發號施令，邊緣國家便不只會保持服從。

當然，對中美兩強來說，算力與晶片始終是博弈重點；但放眼更長遠的未來，誰能定義議題、誰在組織網路，或許將是誰能影響全球治理路徑的重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