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主義」的囚徒——馮德萊恩正在肢解歐洲

撰文:高蔚言
出版:更新:

布魯塞爾的高級官僚們近來正沉浸在一種異樣的亢奮與權力幻覺中。

作為歐盟委員會(EC)的掌門人,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公眾面前展現出的強勢姿態,幾乎達到了歐盟歷史上的巔峰。她強硬地壓制內部異見,揮舞着環保與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法條大棒訓誡成員國,並在國際舞台上迫不及待地將自己塑造成捍衛「西方普世價值」的道德導師。在西方主流媒體的敘事包裝下,這位歐洲最有權勢的女性常被讚譽為「地緣政治歐盟的締造者」,是在地緣大變局中為歐洲挺起脊樑的「鐵娘子」。

然而,這尊精心雕琢的政治泥塑背後,正掩蓋着一場冷酷的地緣經濟學悲劇。

6月初,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院長、法國前歐洲事務部長及外長辦公室主任路易·瓦西(Luis Vassy)發表了一篇題為《思考權力:我們時代的知識挑戰》(Thinking Power: Th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f Our Time, 譯)的文章。他在文中拋出了一個令整個歐洲政治精英階層驚心動魄的數據:從2008年到2025年的17年間,歐盟佔世界經濟的份額從30%驟降至17%。

瓦西冷峻地指出:「中國在1820年至1870年間(清朝中後期)也經歷了同樣的降幅。從相對意義上講,歐洲目前的衰退速度是清朝的三倍。」

6月3日,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院長路易·瓦西(Luis Vassy)發表題為《思考權力:我們時代的知識挑戰》(譯)的文章。

香港《南華早報》專欄作家盧綱(Alex Lo)隨即評論道,瓦西的嚴厲警告並非只是對未來的虛妄預言,而是一聲針對歐洲精英階層的「戰鬥號召」——現在的歐盟必須重新學習「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而非繼續依賴無休止的談判、國際法和繁榮的官僚規章制度。

這場激烈的歷史鏡鑑撕開了布魯塞爾精心編織的繁榮濾鏡。政治是一門關於生存與發展的平衡術,經濟是骨骼和肌肉,而意識形態不過是裁剪出的衣服。

今天,以馮德萊恩為代表的當代歐洲掌舵者們,卻在為了迎合某件「意識形態的華服」而強行削足適履。當一個地緣實體將支撐其繁榮的經濟馱馬狠狠踩在腳下,只追求意識形態和地緣對抗的豪華馬車時,迎接它的,必然是歷史性的崩塌。

2025年9月23日,美國紐約市第80屆聯合國大會期間,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Reuters)

大西洋主義的戰略幼稚

要理解今天的歐洲窘境,必須首先釐清歐洲在冷戰後維持其「傲慢高福利」的底層邏輯。過去數十年間,歐洲的富裕與優雅並非完全建立在自身產業的絕對護城河上,而是高度依賴於一個精妙的外部「紅利三角」:美國提供廉價的軍事安全保護、俄羅斯提供廉價的管道能源、中國提供廣闊的超級利潤市場。

在軍事上,西歐國家(尤其是德國)長期將國防安全「外包」給美國主導的北約(NATO),過着一種近乎軍事「寄生」的安逸日子。以駐德美軍為例,其每年高昂的維持費用中,德國僅象徵性地承擔了極少份額,長期無法達到北約規定的「軍費佔GDP 2%」的最低標準。省下來的數千億歐元財政資金,被源源不斷地注入到歐洲的社會保障、免費教育與產假福利中,維持着令人豔羨的中產階級生活。

在能源與市場上,這種依賴更為致命。2019年之前,俄羅斯曾為歐盟提供超過45%的廉價天然氣,這種低廉的能源不僅温暖了歐洲的冬天,更是歐洲龐大傳統制造業(如巴斯夫/BASF、工業製造巨頭等)的核心血脈。

巴斯夫(BASF)是全球頂尖的化工製造公司。(Getty Images)

而在市場端,中國龐大的中產階級和工業化浪潮,消化了德國、法國的大量汽車、高端機械與奢侈品。在全球化鼎盛時期,德國大眾汽車(Volkswagen)在中國工廠的約7萬名員工,其貢獻的超額收入和利潤,一度是德國本土30萬名員工的20倍左右。這種跨國財富逆流,實際上在暗中補貼和反哺着歐洲本土高工資、短工時、高福利的勞工體系。

然而,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以及中美博弈的加劇,將這個脆弱的紅利三角徹底砸得粉碎。當這三大外部紅利在短時間內同時抽離,歐盟正面臨地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三重致命打擊」:軍費預算被迫暴漲擠佔民生,能源價格翻倍引發結構性「去工業化」,同時正在痛失核心利潤市場。

2025年9月4日,比利時首相德韋弗、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波蘭總理圖斯克、芬蘭總統斯塔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愛麗舍宮舉行的「意願聯盟」峰會。(Reuters)

面對如此深重的系統性危機,一個成熟、理性的地緣掌舵者本應採取「左右逢源」的現實主義外交,用最小的代價為歐洲謀求戰略緩衝和轉型時間。但馮德萊恩的選擇卻恰恰相反。

馮德萊恩的政治底色是堅定不移的、甚至帶有狂熱宗教色彩的「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她的父親曾是歐盟的高級文官,她本人在歐洲建制派的優渥環境中長大。在其思維密碼中,華盛頓的戰略意志、北約的安全架構以及所謂的「自由價值觀」高居於歐洲自身的經濟福祉之上。

她無法理解默克爾(Angela Merkel)時代基於冷戰親歷者痛感的務實主義。默克爾堅信「以商促變」,試圖通過緊密的經濟交織來消解地緣對抗,而馮德萊恩則完全被冷戰勝利者的傲慢所裹挾。

當紅利三角崩塌時,她竟然順理成章、甚至迫不及待地選擇將歐洲推向了「價值觀外交」與對華「去風險」(De-risking)的道路。她一味地展示強硬,卻不知道借用強硬要達到什麼務實的目的。這種將安全與價值觀絕對化的政治思維,本質上是對歐洲地緣現實的一種戰略盲動。

2025年7月24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歐盟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在中國北京舉行的第二十五屆歐盟-中國峰會前走在人民大會堂。(Reuters)

平庸掌舵者的愚蠢無能

在歐洲輿論場上,常有一種膚淺的批評將當今歐盟的迷航歸咎於「女性領導人的軟肋」,暗示在歷史的大風大浪面前,女性政客無法掌控宏大的戰略航道。

這種論調當然值得質疑。回溯歷史,無論是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還是德國的安格拉·默克爾,都是現代國際政治中卓越的掌舵者。撒切爾夫人在冷戰末期的陣營對抗中擁有極強的國家主權控制力,她對經濟結構的雷厲風行重塑了英國的硬實力;默克爾則在全球化的高峰期,憑藉極強的戰略定力與精湛的務實談判,做大了歐洲的經濟蛋糕。

她們的共同點在於:深知國家的強盛和話語權首先來源於內部經濟的繁榮、產業鏈的完整以及社會基本盤的穩定。

因此,馮德萊恩、甚至包括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亞·卡拉斯(Kaja Kallas)等新一代歐洲女性政客所表現出來的戰略迷失,本質上不是「性別問題」,而是「平庸者的認知失調」與「政治自私」,即便在歐盟內部,也常有議員直接批評馮德萊恩與她的政策是「瘋狂且愚蠢的自殘行徑」!

馮德萊恩式的強硬,帶有明顯的內卷與虛張聲勢特徵。在內部,她利用歐盟布魯塞爾龐大的行政官僚機構,對拒絕跟進對俄製裁或對華對抗的成員國(如匈牙利、斯洛伐克等)進行強力的政治壓制和意識形態審查。但這種看似不可一世的「集權手腕」,在面對外部大國的硬實力擠壓時,卻迅速降格為一種防禦性的歇斯底里。

2026年2月11日,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塊政府選舉廣告牌顯示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及歐洲人民黨(EPP)主席韋伯(Manfred Weber)。廣告看板上寫著:「我們對布魯塞爾的訊息是,我們不會付出代價。」(Reuters)

真正的戰略勇氣是帶領組織在絕境中開闢新路,而馮德萊恩的「勇氣」卻全部用在了自我孤立上。

她缺乏重塑歐盟經濟競爭力的宏大遠見和調和各方利益的政治手腕。她所領導的歐委會,熱衷於炮製全球最繁瑣、最嚴苛的法律文本,例如在人工智能(AI)、數字數據以及環保標準上設置層層關卡(即所謂的「布魯塞爾效應」/The Brussels Effect)。她自豪地認為這是歐盟作為「超級監管帝國」的權力體現,卻從未意識到,正是這種缺乏商業地緣智慧的「法條主義」與「道德潔癖」,讓歐洲完美且徹底地錯過了移動網路、大數據、新能源以及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部產業浪潮……

歐洲的律師和官僚們誤以為可以通過「制定規則」來治理世界。但這套規則之所以過去管用,是因為過去有美國的安全支撐和全球製造業利潤的進貢。當底層的硬實力骨骼開始萎縮,沒有一家市值萬億美元的本土科技企業、沒有獨立自主的低成本能源支撐時,布魯塞爾撰寫的法律條文是多麼的荒誕!

從這一層面上看,馮德萊恩分不清歐洲當前面臨的生死存亡之痛究竟是什麼。她內心充斥着地緣政治地位滑落的恐懼、不甘,以及高度建制化政客的自私——為了在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圈層和歐洲精英輿論中維持其「大西洋主義旗手」的政治正確,她寧願犧牲掉歐洲本土跨國企業(如德國傳統車企)在全球市場上的核心利潤。這絕不是什麼戰略高瞻遠矚,而是愚蠢的思維意識讓她缺乏應有的戰略主見。

現代歐洲版的「閉關鎖國」

如路易·瓦西所言,今天的歐盟正在重複大清帝國晚期的歷史宿命。19世紀的中葉,大清帝國的統治階層沉溺於孔孟之道的意識形態純潔性,將外部世界發生的工業革命和科學爆炸視為「奇技淫巧」,固步自封於一套虛幻的道德朝貢體系中。當堅船利炮打破國門時,這種認知與實力的嚴重錯配,導致了慘烈的歷史沉淪。

今天的布魯塞爾,正在上演一齣高度相似的「閉關鎖國」。歐盟將自己裝扮成全球的「道德導師」,頻繁在外交、貿易與科技准入上對其他國家進行居高臨下的說教。面對歐洲由於失去俄羅斯管道能源而飆升的工業成本,以及由於美國出台《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對歐洲產業進行的無情掠奪,馮德萊恩治下的歐盟非但不敢對華盛頓展現一絲一毫的強硬,反而將主要的防禦性反彈傾瀉到了中國身上。

在對待中國電動汽車、綠能產品等優勢產業時,歐盟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祭出高額關稅與反補貼調查。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在用非經濟的行政手段進行一場極其幼稚的政治豪賭。

歐洲本土的高福利社會是一座依靠外部財富輸血維持的精美空中樓閣。當製造業由於成本飆升被迫向美國或亞洲外流(如巴斯夫大舉對外投資、大眾汽車縮減本土產能),高福利社會正在變成無源之水。一個連自身產業利潤都無法保障的歐洲,根本無力支撐重啟動輒數千億歐元的現代化軍工產線。

圖為2025年7月27日,美國總統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蘇格蘭坦伯利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會面,雙方達成美歐關稅最大貿易協議,其中歐盟需購買價格昂貴的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Reuters)

馮德萊恩領導的歐洲政治組織,以為通過被動應對美國的貿易盤剝、盲目跟隨對華圍堵,就能「拖延時間」熬過當前的驚濤駭浪。這種戰略思維的最大誤判在於:她們將美國兩黨對歐洲進行經濟吸血與戰略轉嫁的底層建制化邏輯,誤認為是某個具體政客的個人風格——馮德萊恩們一廂情願地認為特朗普離任美國總統後,歐洲就會再回到過去。

我們無法用智商或簡單的政客品質去評判馮德萊恩。她的平庸與強硬,愚蠢與盲目是一套特定歷史傾向自然流出的產物。她出生在歐洲地緣優越感和全球化紅利達到頂峰的冷戰後黃金時代,她的整套思維密碼,被永久性地格式化在「西方中心論」與「法條官僚主義」的母體之中。

她的思維侷限、她的歷史方位、她的大西洋主義信仰,決定了她看不全、讀不懂世界的變化:那就是中美兩國的產業迭代與科技競爭正在重塑全球經濟的物理版圖,而俄羅斯與南方國家的結盟則徹底粉碎了西方的地緣壟斷。

馮德萊恩正在帶着歐洲,走向歷史性邊緣化的深淵。她用道德的高亢語調掩蓋了戰略勇氣的匱乏,用對內的官僚集權粉飾了對外的戰略無能。當歐洲最終失去維持其體面生活的骨骼與肌肉時,掌舵者的平庸,註定將演變成一個時代的文明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