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戰爭牽動黎巴嫩、加沙起火的當下，以色列也沒有停止對敘利亞的攻擊。

8月18日，以色列以「土耳其即將駐軍」為由，忽然空襲敘北的阿布杜胡爾空軍基地（Abu al-Duhur Air Base），引發敘土兩國的同聲譴責，但以色列隨即又在22日發動新攻擊；美國駐土耳其大使兼敘利亞問題特使巴拉克（Tom Barrack）為此批評，以色列的襲擊事前都未通知美方，可能是為刻意激怒土耳其引爆戰爭。顯然，巴拉克暗示以色列對於敘利亞的種種襲擊，是因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有意為10月大選創造優勢。

不過即便如此，以敘雙方還是在美國大力斡旋下，於23日在約旦舉行了高級別會談。根據敘利亞媒體報道，會談重點聚焦以色列停止襲擊、逮捕、定點清除行動，以及以敘雙方重啟安全協議談判，為未來達成更廣泛的協議奠定基礎。與此同時，雙方還討論緩解以色列與土耳其的緊張局勢，以防兩國的未來對抗波及敘利亞領土。

這就反映當前圍繞敘利亞的各國干涉脈動：美國面對由伊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轉為親美政權的新空間，有意藉著以色列、土耳其等親美盟友投射影響力，因此必須阻止雙方兵戎相見；而以色列雖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戰略支柱，卻往往「自帶議程」，不論是對內大選需要或對外掃除威脅，所以不會完全「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在加沙、黎巴嫩如此，於敘利亞亦然。

再來就是土耳其。平心而論，土耳其介入敘利亞的時程悠久，早在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尚未垮台時，就已經因為內戰爆發、「伊斯蘭國」崛起等混亂情勢，而在2016年直接入侵敘北，於兩國邊境強勢打出了「安全區」，隨後又發起多輪軍事行動，在敘北不斷擴大佔領，直到2020年與俄軍發生衝突才告暫停。之後隨著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土耳其又在2024年開展了新行動，同時促使旗下代理武裝加入反政府攻勢，成功在2024年底推垮阿薩德政權，並與隨後的沙拉（Ahmed al-Sharaa）政權建立戰略合作，主導了敘利亞民主力量（SDF）等庫爾德武裝併入敘軍的關鍵進程。

可以這麼說，不論是作為「抵抗軸心」板塊、又或是親美空間的敘利亞，土耳其都是其中的重要參與者，這背後當然來自安卡拉經緯中東、擴大影響力的地緣雄心。只是從現實發展來看，土耳其也始終面臨類似牽制：在阿薩德時期，土耳其必須學會與俄羅斯井水不犯河水；在沙拉時期，土耳其又面臨以色列愈發兇悍的恐嚇。而毫無疑問，後者也會牽引土耳其在8月7日與沙特、巴基斯坦共同簽署的《麥加聯合防務協議》（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也就是各方熱議的「中東北約」雛形。

因此，敘利亞似乎成為某種脈絡博弈的縮影：在加沙戰爭、伊朗戰爭重創德黑蘭的背景下，土耳其的「新帝國夢」雖有擴張空間，卻也面臨以色列的強勢攔阻；可是訴諸集體安全機制，是否就真能成全「新帝國夢」本身，似乎又是一個新的大哉問。

從區域衝突到戰略敵對

首先觀察以色列與土耳其的戰略敵對關係。

如前所述，在過去以色列與伊朗劇烈對峙的脈絡下，土以雙方的地緣博弈似乎不受關注，例如在敘利亞，土耳其明顯面臨俄羅斯的戰略牽制。可是時移事易，土以雙方經歷了各自多年經營、加沙戰爭激化兩國矛盾、伊朗戰爭重創德黑蘭能量後，如今已經基本進入全面戰略博弈狀態，戰線則是從敘利亞一路蔓延到東地中海。

在敘利亞，以色列的空中優勢直接削弱土耳其的擴張潛能。除了近期針對敘北空軍基地的打擊外，以色列也在2025年4月空襲了敘利亞中部的T-4空軍基地（Tiyas Air Base），原因就是土耳其據傳要在當地進行軍事部署。而從後續發展來看，即便土耳其已與沙拉政府建立國防夥伴關係，並且正在訓練敘利亞新軍，同時也在敘軍中安插代理人，卻始終無法在北部以外建立軍事基地，這背後明顯就有以色列的因素。可以這麼說，以色列在敘利亞的空中優勢，正是土耳其無法將軍事存在擴展到敘北以外地區的原因之一。

在東地中海，以色列與希臘、塞浦路斯的新國防夥伴關係也持續擴大，如今三國已經正式制定計劃，要深化軍事合作並且開展聯合海空演習，塞浦路斯也通過採購以色列防空系統強化了軍事能力。2026年6月，美國、希臘、塞浦路斯、以色列正式成立東地中海能源中心（EMEC），要進一步鞏固四方的能源夥伴關係，其實就是否決了土耳其長期以來的塞浦路斯近海資源訴求。顯然，在東地中海地區，以色列已經捲入圍繞塞浦路斯的長期衝突，並且公開挑戰了土耳其在東地中海的地位。

此外，這種博弈也延伸到了紅海與非洲之角走廊：土耳其支持索馬里（Somalia），以色列則在2025年12月正式承認索馬里蘭（Somaliland）為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兩國由此陷入非洲之角的間接統治之爭。

從土耳其的視角出發，自己似乎面臨以色列的雙層夾擊：一方面，以色列持續擴大在敘利亞、東地中海地區的地緣影響力，擠壓土耳其勢力範圍；另一方面，以色列又利用自身在美國國會的影響力，要對美土關係「見縫插針」。在土耳其看來，以色列既是敘利亞穩定進程的最直接破壞者，也是安卡拉與美國實現關係「重啟」的最強否決者。

而從以色列的視角出發，土耳其同樣是不容忽視的地緣威脅。2025年1月，由以色列前國家安全顧問納格爾（Jacob Nagel）領導的政府委託國防戰略小組納格爾委員會（Nagel Committee），就已建議以色列做好與土耳其可能發生直接對抗的準備，並警告稱，「與土耳其結盟的敘利亞政權，可能會演變成比伊朗威脅更危險的局面。」此後在以色列政治論述中，這種論調更是愈演愈烈，眾多社群媒體評論員和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都同步警告稱，「土耳其就是新伊朗」。

顯然，當前的土以關係正如美國駐土耳其大使兼敘利亞問題特使巴拉克所述：「如果你在特拉維夫醒來，讀報紙，你會看到什麼？你會看到報紙上畫著奧斯曼帝國2.0的版圖；如果你在伊斯坦布爾醒來，讀報紙，你會看到大以色列。」

土耳其的聯盟式反制

可以這麼說，對土耳其而言，近年的中東戰火雖然帶來新機遇，卻也導致了新困境，而以色列毫無疑問就是困境本身。關鍵在於，安卡拉希望在建立新勢力範圍之餘、向美國展現穩定夥伴的形象，華盛頓也希望減少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可是以色列的反覆襲擊與濃烈戰意，又會將土耳其與美國同步捲入無盡衝突的風險。

因此，「合縱連橫」似乎成了土耳其的應對之道。例如，近年土耳其明顯緩和了與海灣國家的敵對情緒，並也愈發傾向於較為寬鬆的小規模多邊機制，例如2026年3月與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共同成立的四國集團，以及8月與沙特、巴基斯坦共同簽署的《麥加聯合防務協議》。當時土耳其就強調，協議本身具有北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性質，「攻擊一國等於攻擊三國」，而且透露埃及也正準備加入。

顯然，土耳其希望建立更加廣泛、由區域中等強國組成的聯盟，來制衡以色列的軍事優勢、抵制特拉維夫的外交壓力，同時打破周邊地區的不利局面。正如土耳其外長菲丹（Hakan Fidan）所說，中東需要建立自己的安全框架，「看看歐盟是如何從零發展到今天的，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到呢？」

當然，土耳其也不會直言以色列就是所有安全機制的平衡目標。例如菲丹同樣強調，只要巴勒斯坦問題得到政治解決，中東的區域安全機制也可以容納以色列，「如此一來，以色列的安全也將得到周遭國家的極大幫助。」

只不過，土耳其的聯盟式反制目前看來仍有極限。關鍵在於，中東政治局勢的長期分裂、土以之間的敵對關係，以及阿拉伯國家對於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的深切猜忌、甚至海灣內部的領導權之爭，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東本土倡議、由下至上的集體安全嘗試，從而為美國的間接統治製造無盡空間與機會。

例如針對《麥加聯合防務協議》，土耳其原本力邀埃及加入，可是在以色列表達關切、沙特也認為埃及過度親近阿聯酋的背景下，這一嘗試最終沒有成功；已經與以色列建交的阿聯酋甚至訕笑，「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國間根本不存在共同敵人」。

不過最大的挑戰還是來自現實，也就是雖說土耳其強調協議性質等同北約第五條，「攻擊一國等於攻擊三國」，但協議簽署後也門胡塞依舊持續襲擊沙特煉油廠，不論巴基斯坦、土耳其都沒有下場反擊；正如面對持續升溫的敘利亞土以衝突，巴基斯坦與沙特同樣沒有展現干預意願，也未對以色列進行任何譴責。

或許可以這麼說，土耳其的聯盟平衡嘗試，可能更多反映了安卡拉對於區域情勢的威脅感知，並且希望從制度層面尋找解決之道，卻不保證能在操作層面立竿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