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工智能、晶片和關鍵礦產等領域，美國近年也在生物科技業打着同樣的國家安全旗號，醞釀一股與中國脱鈎的勢頭。美國國會去年底通過《生物安全法》，限制聯邦資金流向中國製造商，今年中開始起草的《生物科技投資國家安全法案》若通過，可能對美企投資海外生物科技創新實施堪比AI和晶片領域的嚴格審查。但雙方業界合作仍有現實需要和好處，是否走向脱鈎不歸路仍未可知。

在新加坡，美國藥廠輝瑞（Pfizer）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推出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其實除了疫苗，輝瑞研製的藥品還很廣泛，跨足腫瘤、心臟、內分泌和神經內科等多個領域。

在2022年的疫情頂峰時期，輝瑞的年營收突破1000億美元（約1276億新元），躍升為全球第一大藥廠。然而到了去年，它已退居全球第六、美國第四，新冠病毒疫苗對營收的貢獻率僅剩7%，遠低於疫情時期的四成左右。

為填補疫苗收入退潮後的缺口，輝瑞近年大力佈局發展癌症治療，決意在2030年研製出至少八款暢銷抗癌藥。在這個大戰略驅使下，輝瑞2025年中與中國瀋陽三生製藥（3SBio）達成協議，一次性支付12億5000萬美元，取得一款抗癌藥在中國以外的銷售專利。若藥物未來成功上市大賣，輝瑞還須向三生支付多達48億美元的分紅。

今年5月，輝瑞再接再厲，與蘇州信達生物製藥（Innovent Biologics）合作研發12款仍在初期臨牀試驗階段的新一代抗癌藥。隨着研發進展追加投資，這一合作項目的總投資額可高達105億美元。這兩筆投資凸顯輝瑞的策略不但覆蓋中後期的新藥上市管線，更超前部署早期研發。

對信達來說，輝瑞只是公司近期吸引到的其中一筆投資。在這之前八個月內，公司已先後與日本武田藥品（Takeda）和美國禮來公司（Eli Lilly）達成類似協議，最終合作金額可能都上看數十億美元。

同一時期，默克（Merck）、百時美施貴寶（BMS）、諾華（Novartis）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歐美跨國製藥巨頭，都與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展開類似合作。

美國醫療科技創投基金Santé Ventures執行董事哈利勒（Omar H. Khalil）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在北京大力推動下，中國生技業近年已趨於成熟，持續研發高素質藥品，其中一大關鍵優勢就是高效獲取人體臨牀試驗數據，快速驗證產品的開發潛力。

據波士頓諮詢集團彙整的2025年數據，在中國進行首階段臨牀試驗的平均成本為330萬美元，平均耗時6.2個月，而美國則需580萬美元和13.2個月。

哈利勒說：「投資者看重這一優勢，投入大量資金到中國，當臨牀數據證實產品有潛力，就帶到美國進一步開發。」

中美生技合作大增　美國會擬出手管制

然而，中美生技領域這一連串密集的鉅額交易，卻讓國會山的決策者按捺不住。

今年6月初，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共和黨籍主席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和民主黨籍眾議員丁格爾（Debbie Dingell）聯手發起一項《生物科技投資國家安全法案》（Biotech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Act，簡稱BINSA），尋求立法授權財政部審查美企對外的生技投資。

去年底，國會已通過《全面對外投資國家安全法》（Comprehensive Outbound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Act，簡稱COINS），限制美企在半導體、人工智能（AI）、量子資訊、超級電腦和超聲波系統五大敏感行業的對外投資。《生物安全法》（Biosecure Act）同時生效，限制聯邦政府與被認定構成國安威脅的外國生技公司進行研發生產合作。

若BINSA最終獲得通過並納入COINS，像輝瑞與三生和信達這類商業合作，未來可能受到如AI和半導體等行業般嚴密的國安審查和投資限制。

中美生技領域的民間合作，何以讓華府決策者如此感冒？美國資深前外交官雷文凱（Frank Lavin）告訴《聯合早報》，除了中美整體大國博弈惡化的背景外，兩國圍繞新冠病毒疫情產生的諸多糾紛，也演變成生技領域的特定敏感源頭。

雷文凱在前總統小布殊任內先後出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和商務部國際貿易副部長，熟悉華盛頓決策機制。他說：

多數華府決策者認為，中國在新冠病毒疫情問題上並不完全坦誠，不是真誠的合作伙伴。

「雖然這主要停留在政府層面，但終究讓整個生技行業背上負面標籤，現任政府很難反過來說，『好吧，讓我們從現在開始重新合作』。」

合作有損國安？專家看法不一致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教授提蒂南（Thitinan Pongsudhirak）受訪時說，雖然他不認同BINSA，但理解美國的顧慮，畢竟生技並非孤立存在的領域，與AI、半導體和稀土一樣，都是更廣泛國家戰略生態體系的一部分。

他說：「法案要求美企在醫藥研發、製劑生產和臨牀研究上的對外投資接受審查，美國擔憂的不只是資金流向中國，還包括伴隨着資本一同輸出的一整套知識產權、管理和製造專長、數據資源和研究網絡，這些要素都有助於中國建立戰略能力。」

提蒂南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慎重看待中國可能侵犯甚至盜取知識產權的行為。「美國人曾經複製或偷取過哪些中國科技？你把問題倒過來問，就會明白美國為何要推動法案。生物科技就是中美科技競賽的下一個前沿戰場。」

但哈利勒對此持不同看法。他直言看不出美國藥廠把中國研發的抗癌、免疫和減肥等藥品帶到美國進一步開發生產，會如何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從公共衛生決策的角度出發，我的目標是為病患爭取最好的藥，而不會在乎這款藥是源自中國而不是美國。」

不過他認同，法案是要保障美國在生物科技創新領域的領先地位。「美國面臨的真實風險是整個行業的重心可能轉移到中國，導致美國的研發創新能力相對變弱，並由此產生其他國家安全漏洞或威脅。」

投資銀行傑富瑞（Jefferies）亞洲醫療保健研究主管崔翠並不認同這一觀點，她受訪時說：「中國生技專利對外授權交易的崛起，不僅不會削弱美國的創新實力，反而會鼓勵美國生技公司專注研發更多前沿療法和全新機制，最終促成一個更健全和創新的全球生物科技生態。」

兩國生技市場高度互補　擬議中法案前景尚不明朗

早在前總統拜登任內，美國國會在2024年便着手起草《生物安全法案》，目的是阻斷聯邦資金流向中國的合同研發製造商。草案最初力度強大，直接點名主要中國業者如藥明康德（WuXi AppTec）、華大智造（MGI）等，欲將它們列入法定禁制名單。

法案最終未能在上屆國會通過，去年重啟後，相關條文的強度有所減弱，僅授權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制定所謂的「受關注生技公司」清單，也放寬了現有合同的過渡期等，才在年底獲得通過。

這一冗長曲折的立法過程顯示，美國國會對中美生物科技競爭形勢的緊迫感，或許並不如對AI和半導體領域般強烈，BINSA的前景也存在許多變數。

據傑富瑞的崔翠觀察，《生物安全法》對中國合同研發製造商的影響有限，例如藥明康德繼續為禮來生產俗稱「減肥針」的GLP-1受體激動劑，至今也未看到BINSA的政策風險對業者造成實質影響。

崔翠告訴《聯合早報》：「雖然BINSA政策前景尚不明朗，但我不認為中美在生物科技和合同研發製造的合作會顯著脱鈎。兩大市場高度互補，中國提供具成本效益的研發和製造，也受益於美國夥伴所帶來的市場準入。」

崔翠也指出，西方藥廠頻頻投資中國生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從2027年起將面臨「專利斷崖」，即藥品專利權到期轉為仿製藥後導致的收入鋭減，同時還面臨美國《降低通脹法》要求藥物降價的壓力。

Santé Venture的哈利勒也說，BINSA最終的審查力度強弱目前難以預測，雖然大型藥廠對華投資的勢頭未見放緩，但華府的政策風險確實讓創投界有所降温，一些投資者因此開始迴避中國生技資產。

但依然有投資者堅持以尋找最佳資產為終極目標，繼續投資中國。

專家：美或以市場為武器　施壓盟友同步與中國脱鈎

投資中國生技創新是當前全球醫藥界的趨勢，歐洲和亞洲的藥廠也不落人後。若BINSA最終落地，勢必削弱美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進而倒逼它們向華府決策者施壓。特朗普政府未來會不會逼迫盟友與美國同步，跟中國生技領域脱鈎，是值得關注的新一波風險。

哈利勒對此解析，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醫藥消費市場，藥品能否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對所有藥廠而言都至關重要。

「這就是美國手中最大的武器，它不一定會直接使用，但如果真要限制你，可以在臨牀數據、科技來源等各個環節設置門檻，讓你在投資中國時不得不三思。」

不過，哈利勒對此依然抱有一定的樂觀態度。他指出，FDA目前正積極簡化和加速美國臨牀試驗的程序，以降低時間和資金成本，若中國也同步提高監管門檻，雙方的制度落差縮小，兩國應可維持健康的競合生態。「中美不是非得豎起更多壁壘，阻止彼此之間的創新交流。」

前外交官雷文凱也不確定特朗普政府會否積極推動BINSA，不排除這一議題到明年就會降温。他說：「美國更好的做法是與更多夥伴合作，避免風險過度集中於中國。與其設置障礙，不如鼓勵企業跟歐洲、印度、日本等加強合作，擴大研發和臨牀試驗的途徑，這樣效果會更好。」

朱拉隆功大學的提蒂南教授則建議，法案不應將整個生技領域當成國家安全威脅，而應將敏感的基因組數據、軍民兩用科技和關鍵製造能力，跟一般專為開發優質藥品的醫藥合作區分開來。

如果輝瑞與信達合作研發出對人類有益的抗癌藥，對中美是雙贏，也符合全球的公共安全利益。

習特會若達成AI共識　有利推進生技業合作

美國尋求立法管制美企投資外國專利藥品，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美國市面上九成以上的藥品是仿製藥，最大進口來源是印度，佔35%；歐盟次之，佔18%；中國第三，佔8%。

另一方面，美國是全球最大血漿出口國，佔全球70%的產量，連中國也高度依賴從美國進口血漿，用於治療重度創傷和恢復肝臟病患的血漿蛋白水平等療程。由此可見，全球生物醫藥供應鏈仍相對多元化，各國相互依存。

中國國內缺乏血漿資源，源於1990年代暴發捐血者染上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事件，促使中國政府制定極為嚴格的血漿採集法規。然而，長期依賴美國供應已引發北京擔憂，一旦兩國陷入嚴重地緣政治衝突，或再暴發類似新冠病毒疫情的公共衛生危機，中國難免受制於美國。因此，中國近年來也加緊提升國內的血漿採集能力。

這一現象凸顯，當地緣政治環境惡化，即便全球醫藥供應鏈總體依然互利共榮，但在中美的戰略考量中，國家安全利益已然凌駕於純粹的商業邏輯之上。

雷文凱受訪時感嘆，這顯示中美關係的負面程度。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無意向對方釋放任何「蘿蔔」，而是一味地揮舞「大棒」。「過往多數美國總統在尋求達成政策目標時，多少會釋放一些好處，嘗試營造善意和互信；特朗普完全沒興趣這麼做，北京也一樣。」

中美元首下周將在華盛頓會晤，雷文凱並不預期兩國當前的互動氛圍會顯著改變。

提蒂南也說：「習特會可能讓中美關係顯著穩定，但不會顯著和解。雖然兩位領導人都有動機為中美衝突劃定底線，但核心問題在於結構性的對手關係。稀土、半導體、AI、生物科技、工業補貼和供應鏈安全課題，都會以國家安全觀點來檢視。」

哈利勒則樂觀期待：「如果中美能在更敏感迫切的AI議題上取得某種共識，互相競爭又減少敵對，這可為生物科技業釋放出正面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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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